劳资关系，首先作为一种生产关系，表面上仅涉及劳资双方，但因其常置身于近代复杂的社会环境内，牵涉面颇为广泛，因此也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淞沪会战的爆发及其随后“孤岛”形势的确立，对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造成强烈冲击。在这一背景下，牵涉广泛的劳资关系必然表现出若干变化。本文即通过解析影响劳资之间冲突与合作关系的“变”与“不变”的因素，理清“孤岛”时期上海劳资之间关系的整体走势及基本特征，进而分析劳资关系又是如何影响着战时上海社会走向的。
　　战争在造成沪上各业巨量损失的同时，也为其后上海经济的“畸形繁荣”创造了特殊条件。“孤岛”情境下，上海劳资关系的主体，即劳资双方，分别发生不同的变化。战争改变了工人的生活轨迹，大部分工人不得不放弃原有生活，成为失业难民，或避难乡下，或逃往租界。工人出现很大的变动。而资方在经历沪战的短暂破坏后，凭借“孤岛”特殊形势，很快迎来其恢复繁荣期。战后不久，上海各业便已先后复业生产，新设工厂数量也日渐增多，一些行业的发展甚至一度强于战前。但受战事影响，上海各业的原料来源、运输、市场等经济发展诸要素先后出现困难，生产经营也因此变得极不稳定，停业减工时有发生。“孤岛”经济繁荣呈现出暂时性、投机性的一面，一旦上海及其周边局势有变，便会对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生产的不稳定性决定了这一时期上海劳资关系的脆弱性。
　　特别是战争时期，上海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工人收入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诉求不断酝酿膨胀，直接导致劳资关系的恶化。劳资争议案件逐年增多，波及范围远超战前。同时，劳方将罢工看作成为维护自身权益的关键方式，罢工事件远超劳资纠纷。作为劳资关系的“安全阀”，劳资争议在这一时期缺乏有效调处的机制，劳资之间直面协商的机会增多。这也为沪上各方势力参与其中提供了客观条件。
　　在“孤岛”之上，日伪政权与租界当局、共产党与国民党等政治势力相互竞逐，对劳资关系产生广泛影响。作为区域统治实体，日伪政权与租界当局各自在自己的行政内推行劳工行政、协调劳资关系。但日伪政权对租界的觊觎，对劳资关系的紧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伪势力通过组织工人团体，鼓动支持工人罢工，借以介入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尽管策略不一，但均对日伪的活动持以强烈抵制。因各方势力的参与，“孤岛”时期上海劳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