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强,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加大。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可能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更应是环境保护的推动者。企业环境绩效既是反映企业环境保护成效的重要指标,也是判断企业是否承担环保义务的可靠依据。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企业理应紧跟国家发展脉搏,在环境管理上保持忧患意识和主动态势,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探寻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而高管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肩负重要责任,企业环境绩效与高管的决策息息相关。完善的高管激励机制能够最大程度减少高管自利行为,促使高管在做环境管理战略决策时能从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从而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行为决策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以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样本企业2011-2018年的数据,从高管激励这个视角切入,着眼于高管显性激励和高管隐性激励两个方面,分析高管激励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理,明晰不同高管激励方式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差异,厘清不同高管激励方式的交互关系,考察产权性质对薪酬激励与企业环境绩效关系的影响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剖析如何建立有效的高管激励机制,从而鼓励高管最大程度地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具体研究内容有:(1)高管激励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理论分析。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借鉴经典管理理论和学术界主流观点,探究薪酬激励、股权激励、控制权激励和晋升激励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理,论述不同激励方式交互作用和产权性质对薪酬激励与企业环境绩效关系的影响作用,并提出研究假设。(2)高管激励对企业环境绩效影响机理、不同高管激励方式的交互效应以及产权性质对薪酬激励与企业环境绩效关系的影响作用的测量。在回顾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择选关键变量的测量方法,查找并整理相关量化数据,构筑多元回归模型,检验提出的研究假设,并对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予以验证。(3)总结研究结论。以高管激励为切入口探讨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主要途径,为企业和政府提出合理的管理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可行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环境绩效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双重效应:利益趋同效应和堑壕效应。(2)高管股权激励可能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积极影响作用。(3)高管控制权激励(在职消费激励)与企业环境绩效显著正相关。(4)以高管内部薪酬差距衡量的高管晋升激励对企业环境绩效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行为理论中的不利负行为效应表现明显。(5)在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过程中,高管股权激励与高管控制权激励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但高管薪酬激励与高管股权激励不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6)当高管薪酬激励水平较低时,企业的国有化性质会显著强化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当高管薪酬水平较高时,企业的国有化性质会显著弱化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环境绩效的负向影响。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最后主要围绕如下四个方面为企业管理决策和政府政策制定提出建议:(1)优化企业高管激励契约设计。(2)健全公司治理权力制衡体系。(3)深化国有企业治理机制改革。(4)完善企业环境绩效管理体制。本文尝试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创新:(1)在研究视角方面,现有关于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从外部环境或公司治理等角度出发,本文试图从高管激励微观层面因素来研究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2)在研究对象方面,目前有关高管激励的研究基本局限在显性激励方式,即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本文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隐性激励方式的本质特征,考量隐性激励方式和激励方式组合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3)在变量选取方面,现有研究关于企业环境绩效的评价大多是采取主观赋值评分,本文依据WBCSD的生态效益评估标准,用客观的财务指标和环境指标加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