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加速，全球竞争越来越激烈。全球竞争已不仅表现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更表现为区域之间的竞争。由此，如何提升区域竞争力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其中的关键是区域增长极的构建与竞争力的提升问题。在我国，为应对这一挑战，许多省域中心和副中心城市以构建区域增长极为主要目标的同城化战略被相继提出。同城化需要解决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碎化、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地方政府间对外资的过度竞争等各类公共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根源是地方政府利益，产生前提是行政权力对地方经济的过度干预，产生的体制基础是建立在行政发包制基础上的地方官员晋升制。那么，什么样的同城化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并达成治理目标？什么因素又决定着这些模式的选择？回答这两个问题对中国同城化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模式在本质上可以归纳为一系列的制度组合，也就是说制度决定了模式。　　由此，同城化治理模式的研究就可以转化为同城化治理制度的研究。以此为契合点，采用制度分析发展框架对同城化治理模式的研究就呈现为不同模式影响下的同城化治理舞台的互动过程和模式的选择过程，前者为操作层面，后者为集体选择层面，后者深刻地影响了前者。通过对13个同城化案例的剖析发现，中国实践中的同城化治理模式根据其制度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归纳为联席会议模式、上级职能部门模式、多功能区模式和联合党委模式四类。在操作层面，通过将这四类模式分别作为应用规则（并与其它两个外生变量一起）形成的治理舞台结构及其结构下行动者互动过程的研究发现，每种同城化治理模式各有优缺点，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治理模式。在集体选择层面的研究发现，同城化治理模式的选择受到了三类九个主要属性或变量的影响，这些属性或变量不仅能够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区域选择了不同的或者相同的治理模式，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学术界主流的解决方案，比如多中心治理、复合行政和联邦式的大都市区治理模式在我国不具有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