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毒品在中国人心中是导致近代以来中国丧权辱国的一个罪魁祸首。直到现在，民众也没有抹去这种心理阴霾即依然是“谈毒色变”。国家对于毒品犯罪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表现在刑法设置罪名体系抑制毒品的生产与流通，并对走私、贩卖毒品罪等核心罪名配以多个法定刑等级和极刑。在此基础上，严刑重罚的司法取向同样清晰载现了受历史创痛和对滥用毒品恐惧心理的影响痕迹。有鉴于此，如何立足于罪刑均衡原则合理量刑，理应引起刑法学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共分六个部分：共40000字。第一部分：概述目前现行刑法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构成特点及法定刑配置，归纳其刑罚配置和适用的重刑特征，简单介绍审判实践中适用刑罚的现状。第二部分：分析毒品种类、数量、纯度对量刑的影响。首先，由于毒品种类不同对滥用者的危害就不同，不同种类毒品毒害程度可以经实验形成折算公式予以判断，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对追加管理的毒品确定折算比例，可以保障量刑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其次，毒品数量是决定毒品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最重要的因素，目前法院对量刑起点和基准刑的确定主要依据是毒品数量；最后，主张毒品的数量要按照纯度进行折算。第三部分：分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未遂对量刑的影响。首先明晰了“贩卖”的含义，针对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提出了“进入交付环节”的观点，紧接着讨论了同一个案件中部分毒品进入交付环节而部分毒品未进入交付环节如何合理计算毒品数量的问题，并提出参照未遂形态下的从轻或者减轻幅度来合理量刑的观点；其次，以贩卖毒品罪的未遂形态为参照，确定其他三种行为类型的未遂标准；最后，针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不能犯未遂，提出以行为人行为的客观危害性为中心合理量刑的主张。第四部分：分析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共犯人的量刑。首先，就受雇佣运输毒品的行为人的责任问题，提出通常情况下从轻处罚的主张；并认为多人同时受雇佣运输毒品的案件中，仅凭“几个受雇佣运输毒品的行为人相互之间明知各自为同一个雇主运输毒品”这一条件不能认定为共犯，其毒品数量不应合计。其次，就居间介绍毒品交易中如何认定居间人的毒品数量问题，提出若居间人在介绍过程中有明确的毒品数量则按该毒品数量计算，若只有概括故意未具体提及毒品数量则按该次交易中实际交易的毒品数量计算。第五部分：分析在诱惑侦查下对犯罪人的量刑。首先，否定“犯意诱发型”侦查的正当性；其次，针对“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下实施犯罪的人，提出将其按未遂犯予以处理的观点；最后，对于“数量型”诱惑侦查下实施犯罪的人，应当在计算毒品数量的时候，将受诱惑超出行为人犯意范围的部分毒品数量排除于定罪量刑数额之外。第六部分：分析毒品再犯对量刑的影响。首先，简要介绍毒品再犯与累犯之间的关系，其次，主张二者竞合时应当按“重法优于轻罚”规则，且对其予以具体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