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企业集群具有自己的独特特征。其不同于苏南以新加坡工业园区为核心的候鸟式集群，也不同于如台湾新竹高新企业集群的高新技术积聚的特点。浙江的企业集群是在既没有丰富自然资源、又没有丰富人力资源的区域地理特征基础上，以传统低技术附加值产业为核心，依靠内生专业市场，由小到大，通过分工专业化，逐渐成长起来的。通过分工深化、构成内生性网络组织，以内生制度作为维持保障，从而形成区域总合生产力，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集群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由分工引起的内生性。 　　因此，从浙江的实证例子，可以总结出企业集群内生性问题的基本内容，内生性企业集群的产生动力问题；内生性企业集群网络结构的形式问题；内生性企业集群效应问题；内生性企业集群维持的制度保障问题。 　　本文研究内生性企业集群理论的基本思路包括两个部分：逻辑起点的选择和逻辑路径的设计。 　　构建内生性企业集群理论思路的核心问题是逻辑起点的选择。本文内生性企业集群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古典经济学的斯密定理和杨格定理。 　　斯密定理是最早从地理格局来考察经济发展的，“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AdamSmith，1776)这是斯密定理的核心观点。斯密定理的含义是：只有当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能出现和存在，并且随着市场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也将不断提高。如果用新制度经济学来解释，其含义可以进一步拓展为：交易方式的变革降低了单位交易费用，单位交易费用的降低促进了市场范围的扩张，市场范围的扩张则为分工和专业化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杨格定理的核心回答了市场的起源：分工决定市场，而市场决定于分工。在集群网络中，市场关系就是网络关系。所以可以这样理解：分工决定了网络，网络决定了分工。在杨格看来，市场依赖购买力，而购买力依赖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因此，杨格定理蕴涵着一个深刻的思想，就是经济的发展主要来源于某种良性的循环机制，能够使得劳动分工自我繁殖，形成分工网络，而这种分工网络是内生的。 　　从斯密定理和杨格定理出发，首先回答内生性企业集群产生的动力来源问题。区域分工引起了专业化优势，这是分工深化的驱动力；而与之俱增的交易费用是与分工深化相对立。 　　为了节省分工深化引起的交易费用，区域内企业之间是在市场反复交易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网络结构。这种网络结构的多样性与信息分布不均衡情况相互对应，而后者则是由分工深化程度决定的。网络结构包括信息结构和权限结构两个部分。 　　稳定的内生性网络结构发挥了企业和市场所不能的独特效应。在集群初期占主要地位的是市场内生效应，这种效应保证了集群的成长；在集群发展时期占主要地位的是协同竞争效应，这种效应保证了集群的优化；在集群成熟时期占主要地位的是集体创新效应，这种效应保证了集群优势的扩散。 　　分工产生了集群内部的网络联系，而这种网络联系却又由于分工引起的交易风险而变得脆弱。内生制度维持了集群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联盟关系。 　　在空间区域内，经济主体根据既有的资源基础上，进行分工，形成专业化优势；经济主体之间形成区域内部的分工网络；分工网络中信息的非均衡分布形成了信息结构；信息的反复流动，促进了企业之间联系的加强，形成了权限结构；信息结构和权限结构共同作用形成了内生性企业集群的网络空间结构；这种网络结构又衍生出了三种网络效应：市场内生效应、协同竞争效应、集体创新效应；在网络效应发生作用过程中，集群内部产生了维持内部成员联盟关系的制度需求。同时，制度的建立、网络效应的作用，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优化资源结构促进了集群的下一轮演进。 　　本论文在理论研究部分主要采用了抽象法。在对动力理论的研究中，通过抽象最简单的分工模型进行分析。在结构理论部分，本文依托现有信息经济学研究成果，将集群结构类型抽象为四种基本结构进行分析。在效应理论中，对市场内生效应和协同竞争效应都是抽象出最简单的数学模型，然后进行研究；对集体创新效应，则通过抽象的对集体创新的单个循环过程的考察进行分析。在制度理论中，则通过构建反复博弈模型，重新推演出了制度研究的数理结论。 　　首先，在对浙江案例考察基础上，提出了本论文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在相应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将理论中通过抽象演绎得出的结论，运用到对浙江案例的实证研究中，有重点的将理论结论在实证研究中论证，并得出符合实际的结果。 　　通过与现有文献比较，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确立一对矛盾作为集群的动力。抓住“内生性比较优势”和“内生性交易费用”的矛盾，作为推进内生性企业集群发展的动力。分工深化，引起了集群的内生性比较优势，这促进了集群的扩张；而与之共生的是逐渐增加的内生性交易费用，为了降低交易费用，网络结构开始优化，网络效应凸现，内生性制度逐步形成。 　　集群理论是多层次的演化式理论，贯穿其中的只有“信息”。分工是集群产生的起点，引起了信息在各个分工企业之间积累的不均衡；最初的信息在以分工网络为基础的集群雏形中流动；当信息流动复杂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出现了集群信息结构；信息的反复流动加强了节点企业之间的联系，形成了权限结构；两者最终共同反映为可被观测的集群空间结构。为了促进信息效率提高，网络效应发挥了作用。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是集群内部的主要制度问题；将神经网络引进集群理论研究。以往的研究趋于两个脱钩的层面来研究集群的结构：要么研究网络层面的效应问题，要么研究集群中节点企业的问题。本文最大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以“企业—网络”作为模型设计的框架，将企业的信息处理融合到网络整体研究中。 　　首先，通过构建一个反复博弈模型分析了集群内制度需要的条件；其次，将非正式制度作为最主要的内生性制度进行实证研究；拓展了古典经济学已有的成果。在动力分析中，借鉴了杨小凯分工网络的数学模型，并且重新推算了交易方式，并将其作为分工深化的概念性指标；在市场内生效应分析中，在斯密模型基础上，重新建立了一般 均衡模型，描述市场由分工导致产生的过程。 　　本文中将内生性企业集群定义为：区域内的企业簇群在“边干边学”过程，通过内部专业化分工，逐步建立、具有一定组织形态的分工网络组织系统；其内部成员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市场内生、协同竞争、集体创新等网络机制形成区域比较优势，并且共享在分工过程中形成的共同商业价值和文化态度；这样的企业簇群成为内生性企业集群。 　　本文从斯密定理和杨格定理出发，以分工作为逻辑起点，研究专业化经济过程中形成为网络结构，所以内生性企业集群产生和发展动力之源是分工引起的专业化优势。在内生性企业集群内部，由于专业化引起了经验性信息的不断积累，而分工的网络结构又导致了信息资源的不均衡分布，这就形成了信息结构；网络本身是一种中间组织，必然存在着权限结构；权限结构和信息结构的相互作用，在动态的过程中促进了内生性企业集群的循环演进。在这个基本的演进过程中，产生了三种基本动态效应(市场内生、协同竞争、集体创新)，这三种效应贯穿了集群发生、发展、成熟三个不同阶段。随着集群内部网络结构的不断深化，由巨大交易费用引起的企业联盟破裂的风险也在不断提高。而集群内部企业成员在内生市场反复交易中通过博弈机制建立的非正式制度则是维持网络集群内部企业成员联盟关系稳定的关键，内生性企业集群的动力理论在企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分工过程中内生“比较优势”和分工深化导致的“交易费用”的矛盾是推动集群发展的根本动力；内生性企业集群的结构理论内生性企业集群结构的基本形态大致可以分为集成式、串联式、层级式和多心式四种。信息是集群产生的介质。每种结构都由信息结构和权限结构组成。分工的程度不同，形成了信息分布的差异；信息分布差异，决定了传递效率的不同；不同的信息传递效率，形成了不同的信息结构；信息结构的差异又决定了权限结构的差异。权限结构和信息结构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可以为人们所观测的空间结构，通过建立“企业—网络”模型，在抽象的层面模拟了信息的传递和分配；以及信息最终稳定的状态和需要的条件；内生性企业集群的效应理论内生性企业集群主要具有市场内生效应、协同竞争效应和集体创新效应三种基本形态。 　　市场内生效应，主要存在于集群产生初期。集群内部在分工过程中，逐渐增加了内部交易的频率，促进了内部市场的产生。市场的成熟又反过来促进了分工的深化。 　　协同竞争效应，主要存在于集群发展中期。集群在分工网络基本稳定时候，内部企业基本形成了多联系结构。企业在选择合作对象的时候，就要通过竞争机制，优化网络联系。而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由不是完全的，存在着一定和协同成分。 　　集体创新效应，主要存在于集群成熟时期。集群内部的网络效应主要来自信息的非均衡分布，特别是核心技术。技术会随着网络关系通过模仿学习，逐渐扩散，提高集群的生产率。但是，当这种信息扩散达到充分后，集群也开始走向衰颓。此时，通过创新，形成新的非均衡分布信息，保证了集群的第二轮发展；内生性企业集群的制度理论集群内生网络的稳定，依赖成员企业之间的联盟关系。维持联盟关系，主要是通过反复博弈机制实现。这种联盟关系的稳定程度和成员企业的规模差异、区域文化等都有着巨大的关系，而最主要的是受到区域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