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流”以其对“自我”这一概念的强调和拓展、以及在叙事模式中所体现出的叙事抽象性，可以被看作是整个现代主义的缩影，亦可以被称作是整个现代主义的先锋。“意识流”在其繁荣之时恰逢中国现代文学蓬勃兴起之际，具有一种开放态势的中国现代文坛通过译介以及创作中的借鉴两种方式对“意识流”进行接受。使得乔伊斯、吴尔夫、福克纳等一批典型的“意识流”代表作家及其作品、文论在中国现代文坛留下明显足迹；同时，追求文学现代性的新文学家们在创作中对其的借鉴也使得整个现代文学不论在创作思想还是在创作形式上都得以丰富。译介方面，大量的史料不仅可以说明现代文坛对“意识流”的译介并非所谓的零星，同时也可证明整个现代文坛所具有的开放态势；而对译介资料的详细分析，其中体现出的一种“对其具有的创新性技巧表示有节制的肯定；而对其所代表的现代主义创作思想多表示批判”的强烈倾向则充分证明现代文学“他山之石，为我所用”的实用译介观。创作中的借鉴方面，面对中国社会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尽管在现代文学30年的过程中，新文学家们在不少创作中对“意识流”进行借鉴，这些借鉴给整个现代文学的创作带来新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借鉴主要是一种写作技巧上的借鉴，纵观整个创作情况可发现现代文坛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意识流”作品，那也就更谈不上存在“意识流”代表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