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主义”是当前亚洲乃至世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从历史上来看，它最早出现在日本。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受到外来侵略，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一些忧国志士提出联合周边国家共同抵御外侮的主张，如“日清提携论”等；几乎与此同时，一些“洋学者”提出了相反的主张，认为日本应该借机向海外发展，这是“征亚论”的开始。这两种不同的主张也正是左翼亚洲主义和右翼亚洲主义的发端。 此后，左翼亚洲主义与右翼亚洲主义平行发展，但最终二者走向统一。1873年前后“征韩论”流行一时是受到了“征亚论”思想的影响；1880年“兴亚会”小团体成立后集中宣传“兴亚论”；80年代后期，福泽谕吉(1834-1901)发表《脱亚论》，一股“脱亚论”主张又在日本社会上流行起来，并开始影响到日本政府的对外决策。至此，右翼亚洲主义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左翼亚洲主义，成为亚洲主义的主流，引导着亚洲主义右变。右翼亚洲主义直接影响到日本政府对华策略的例证便是甲午中日战争。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暴露了侵略中国的野心，受到俄国等强国的反对和干涉，羽翼未丰的日本不得不暂时放下“征亚”的计划，采取一种更隐晦的方式，以既可以避开其它国家的反对，又可以将自己的势力慢慢渗透到中国，等日后强大了，实现独霸中国的目标。于是日本打出了“改造中国”、“保全中国”的幌子。这也是“清韩(朝)改造论”和“支那保全论”在当时盛行的原因。左翼和右翼亚洲主义也是这时走向统一的。 亚洲主义盛行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在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为了挽救清王朝的命运，政府进行了一场重大的改革，即清末新政。日本一面壮大自己的实力，积极发展经济和军事，以期将来打败俄国；一面参与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抢占资源和市场。为了不使中国在被日本独霸之前被其它国家瓜分，日本打着“保全中国”的幌子，以帮助清朝新政为契机，吸收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培养中国人的亲日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日页感情，并企图对这些国家栋梁灌输亚洲主义、军国主义等思想;此外，还向中国派遣大量的顾问、教习和技术人员，其中大量谍报谋略人员身负重任，以教习顾问的身份为掩护，插手中国事务，探取中国的情报，并妄图以日本的方式“改造”中国。 亚洲主义不惟在当时的日本盛行，在中国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章太炎的“亚洲和亲”思想、刘师培的亚洲弱种联合论等可以说是日本亚洲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的正面回应。但是日本“保全中国”的幌子很快被中国人看穿，不多时，留学生们发表文章抨击日本的“保全主义”，指出其背后隐藏的险恶用心，乃是“暗中对中国进行渗透，达到独吞中国的野心”。 大量中国人留学日本，日本的顾问教习也大批大批地来到中国，使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异常“密切”，新政时期也被称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时期”。如某说中日之间的这种“合作”是所谓“金”的话，那么可以说亚洲主义就是这“金”的“熔炉”。 本文以日本在清末新政中的参与为切入点，在对这一历史事件考查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当时影响甚至左右日本对华政策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事实证明，亚洲主义正是以这样一种姿态出现在日本对华政策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