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高阶梯对理论、代理理论以及资源基础理论,本文将检验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差异化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效果。尽管已有部分文献对不同维度的董事会差异化影响公司业绩的效果进行过检验,本文则更进一步地揭示了董事会差异化影响公司业绩的作用机理。给予有效监督假设,本文认为二者之间的作用路径为代理问题。此外,相关经济理论还认为外部治理机制在约束管理者行为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也将分析外部治理机制在董事会差异化和公司业绩二者关系间发挥的调节作用。本文的样本来自于2007-2016年中国上证180和深证100所包含公司。由于部分公司是在2007年之后上市交易的,因此本文的样本为非平衡样本。本文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基于动态面板的广义矩估计等方法来缓解内生性等问题。基于针对董事会差异化和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理论讨论和实证检验,本文将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同维度的董事会差异化对公司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的影响效果。在控制了公司和董事会特征方面的相关因素后,本文发现性别差异化、教育程度差异化以及国籍差异化会显著地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年龄差异化和独立董事差异化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业绩水平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效果。上述结果支持了有效监督假设以及管理者网络假设,即更具有差异性的董事会会降低管理者的自利保护动机,同时管理者网络也会使公司能够获取更丰富的资源。本文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代理成本在董事会差异化与公司业绩之间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借鉴于Baron和Kenny(1986),中介效应的检验共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分析董事会差异化综合指数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效果。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方法的结果均显示董事会差异化综合指数对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提高作用。第二步是关注董事会差异化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董事会差异化会显著地降低代理成本。第三步是考察代理成本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与已有文献相似,本文同样发现了代理成本对于公司业绩的负面作用。第四步是检验代理成本在董事会差异化与公司业绩之间发挥的作用。经过上述各步骤的检验,本文发现代理成本在董事会差异化影响公司业绩时能够发挥中介作用。本文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外部治理机制如何调节董事会差异化影响公司业绩的效果。本文所选择作为调节变量的三项外部治理机制分别是财务杠杆、审计质量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当公司具有较高财务杠杆时,董事会的性别差异化、国籍差异化以及年龄差异化会对公司业绩有更大的提高作用。当公司雇佣“四大”进行审计时,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差异化对公司业绩的提高作用会显著地加大。当公司面临着更强的产品市场竞争时,董事会中有女性代表、外国代表以及年轻董事时,其对公司业绩的提高作用更大。上述结果在替换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本文以代理成本为视角构建了一个探索董事会差异化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而言,应该制定相关政策来促使董事会差异化对公司业绩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如规定董事会中女性的比例、吸收更多的外国国籍董事以及为董事的提名和选任设置学历条件等。与此同时,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也会进一步地使公司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利益趋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