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风险性投资的实质是运用实物期权思想动态地发展企业的能力，在不确定性较大的环境中，企业风险性投资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由于企业风险性投资以获取未来的成长机会为投资目的，其价值来源和决策过程不同于一般性投资，管理者的角色也从资源配置者和生产协调者转变为创新者和企业家。只有充分发挥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敢冒风险、相机决策，才能充分利用风险和不确定带来的机会，实现企业风险性投资的期权价值。然而，基于现代企业的契约本质，企业风险性投资决策中存在着代理问题，从而影响了企业风险性投资期权价值的实现。随着知识经济时代成长期权在企业价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企业风险性投资的战略作用上升，如何激励管理者正确地进行企业风险性投资决策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本文对企业风险性投资和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一般性投资不同，在企业风险性投资中，管理者专用性知识的作用凸显。本文的研究指出，管理者的专用性知识既是产生代理成本的根源，又是创造战略期权价值的必要条件，因此，激励机制以及治理机制的设计不能仅仅从静态的激励相容的视角出发限制专用性知识的负面作用，还要从知识发展的动态视角出发发挥专用性知识对企业动态能力构建的积极作用。　　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及其研究框架忽略了管理者的“企业家”角色和专用性知识的积极作用，相应的激励机制设计思路是单纯的降低代理成本取向。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加速使得企业生存的商业环境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创新发展成为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在这一背景之下，传统理论分析框架和激励机制设计视角的局限性越来越体现出来。本文的研究旨在主张突破这一局限性，为风险环境中的激励机制和治理机制设计提供新的理论根据和分析框架。这一理论创新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企业发展过程中激励机制和治理机制的作用，从而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根据。　　中国国有企业在从行政体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轨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如何缓解代理成本，还要考虑如何实现企业能力的动态发展，但是，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在管理者的角色是创新者和新的商业模式的缔造者时，传统的激励机制设计思路将会压抑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不利于实现企业能力的动态发展;但是，片面夸大管理者在企业能力动态发展中的作用，搞泛股权化，又会把激励机制设计变质为管理者谋取个人私利的契机。防止这两种倾向的关键是提供一个新的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且清晰地界定不同条件下激励方案适用的条件——本文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　　本文首先综合了相关文献，对企业风险性投资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特殊性进行了剖析。由于实证研究和传统委托代理模型关于风险和激励之间关系的预测具有不一致性，本文指出，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对股权激励作用的认识具有局限性。考虑到管理者专用性知识的影响，股权不仅有防止偷懒和不忠的努力激励作用，还有发挥管理者专用性知识积极性的风险激励作用。在关于股权激励适用条件的讨论中，本文以管理者是否具有专用性知识将风险性质区分为受到专用性知识影响的内生风险和不受专用性知识影响的外生风险，并提出了一个风险性质与激励方案性质相匹配的概念模型。　　本文进一步以绩效衡量基础区分激励方案的性质，把基于产出衡量的激励看作是性质为“剩余分享”的股权激励，把基于投入衡量的激励看作是性质为“分红”的短期激励。以此为突破点，本文将投入衡量和产出衡量的区分归结为绩效衡量的层次性，研究了风险和绩效衡量层次性之间的关系，风险和“任务程序化”的关系。综合以上分析，提出了一个概念分析模型——“风险条件下专用性知识对绩效衡量基础和相应激励方案的影响”和一个综合理论分析模型，该模型用层次性的绩效衡量系统作为激励机制设计的基础，综合全面地考察了专用性知识对风险条件下最优激励方案组合的影响。　　成功的企业风险性投资既需要股东的实物资本投入，又需要管理者专用性知识的投入，并且，专用性知识的作用相对来说更大。如果管理者专用性知识的投资激励不足，将会影响到企业把握未来成长机会的能力。因此，在企业风险性投资中，管理者也处于“委托人”的地位。企业风险性投资可以看作是两种类型的投资者结成“战略联盟”、共同投资的过程。企业风险性投资的激励问题也因此成为一个双边委托代理问题。本文区分了四种激励模式:基于信任的分享、基于所有权的分享、固定工资和职业经理人模式，通过模型分析了企业风险性投资激励模式的适用性。　　本文最后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深化了研究主题，分析了企业风险性投资对治理机制和治理观念的影响，讨论了企业风险性投资治理机制设计的原则和相机治理机制;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知识发展和激励相容的公司治理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