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今天,随着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快,商品流通范围和规模也日益扩大,与之相应的风险种类及其发生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在买卖合同领域,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而致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情况时有发生,如盗窃、火灾、沉船、破碎、渗漏、碰撞、受潮、受热、发霉、变质等等。当风险发生后,货物的损失由合同的哪一方当事人承担,直接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长期的交易中,当事人之间在此问题上的纠纷不断,同时,在合同实务中,风险常常与违约相伴相生,从而使风险责任的承担变得更加复杂化。为避免纠纷,当事人可事先就风险的转移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但是,如果当事人对此没有约定,法律就应对这种不利益做出合理的分配,以“定纷止争”,从而维护交易的正常秩序和促进交易的发展。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解决的正是在买卖合同中,货物的风险根据何种规则而分配给当事人中的哪一方来承担的问题。该制度在合同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各国或地区的民事立法对其作了明确规定,国际条约及国际惯例也将其看成是“最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之一”。本文理论联系实际,以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以及有关国际公约的相应规定为基础,结合我国合同法关于买卖风险负担的规定,对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试图揭示出个中的某些共性和规律,并对我国制度的完善提出了些许建议,以期能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做理论参考。笔者对风险负担制度的重视与强调,是以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的社会对合同法提出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合同法自身完善和发展的需要。全文约五万余字,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首先对本文的研究范围进行了设定,明确了买卖合同风险负担问题产生的前提以及风险产生的原因,并将其与一些有密切联系的,易混淆的相关制度,如违约责任制度、情势变更制度、瑕疵担保制度等进行了比较分析。笔者试图通过这一章的阐述,为本文划定研究范围,明确研究对象,并指出我国合同法应对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的适用规定前提条件,即标的物的特定化。第二章讨论买卖风险负担制度的法律价值,笔者意在本章阐明该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并从价值分析的角度表明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通过对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进行历史考察,笔者提出,公平、安全、效率皆为该制度的价值目标,并通过对这些价值目标进行剖析,指出该制度的价值取向是:在追求公平的前提下,兼顾安全与效率。第三章探讨了国外的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设计的主要理论和具体规则,并将其与我国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对比,意在为接下来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剖析提供相应的参考。国外的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的主要理论有风险于合同成立时转移的“成立主义”,风险随所有权转移的“所有权主义”和风险随交付转移的“交付主义”。笔者对这三种理论进行了比较和剖析,认为成立主义存在明显的缺陷,更有利于卖方而不利于买方,既不够公平也不利于举证,易产生纠纷,极大地阻碍了贸易的发展;而所有权主义,虽然可以强化合同双方履约的责任心,有利于买方实现取得标的物的期望,保护买方的利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仍有其固有缺陷:无法解决风险负担与所有权分离这一客观存在的问题;相比之下,交付主义具有众多的优点,既明确又简便易行,易于举证,不易产生纠纷,将风险负担以最廉价的方式由控制风险的一方承担,也降低了交易成本,还便于风险承担者在风险损失发生后估价损失,向保险人求偿以及救助或处置受损的货物。所以,笔者最后总结得出:交付主义是我国及当代世界主流对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的必然选择。随后,笔者着重考察了国外违约情况下的买卖合同风险负担的具体规则和一些特殊的风险负担规则,前者如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在卖方违反质量条款、数量条款,迟延给付和买方迟延受领时的具体规则,后者如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在路货买卖、涉运输的买卖、不动产买卖、分期付款买卖等情况下的具体规则。第四章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法律解释,详述了我国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的基本现状,指出我国合同法中的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所采的立法主义为交付主义,一般规则为“标的物交付以前,风险由出卖人承担;标的物交付以后,风险由买受人承担。”接着,笔者又从具体适用的角度阐述了交付方式对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的影响,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参考。随后,通过对我国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的具体规则的分析,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我国有关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的“交付主义”立法汲取了国外比较先进的立法经验,构成了较为全面的买卖合同风险负担的规则体系,已达到了相当先进水平,这是我国诸多民法学者、实务界多年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我国民商事立法逐步完善的标志。但是,在肯定我国现行制度的科学性、进步性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其缺漏和不足。第五章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我国现行法需待改进的不足之处,并利用前面的论述成果对我国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的完善大胆提出自己的建议或设想。笔者提出,我国合同法应从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适用的前提,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在违约情况下的具体规则,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在特殊情况下的具体规则这三方面来完善该制度。本文的创新之处也大都集于此章,具体来说,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应规定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适用的前提条件,即标的物的特定化;合同法应参照国外立法增加卖方“迟延给付”及其他“不完全给付”时的风险负担规则,并完善买方违约时的风险负担规则,增加关于出卖人将标的物置于交付地点后是否通知买受人,买受人违约后承担风险的期间以及买受人及时受领,风险仍然不可避免地发生时的规定;对我国的不动产买卖、分期付款买卖、涉运输买卖、路货买卖等交易中的风险负担规则,笔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认为不动产买卖应采所有权主义,分期付款买卖可采按比例分担风险的方式,以作为交付主义的例外情况等;最后,笔者还简要分析了我国风险负担规则在特种买卖如试用买卖、拍卖等中的适用。总之,笔者无意轻视和贬低现行制度,只是从学术的视角探讨风险负担制度,力求精益求精,力求理性和公平,兼顾公正和自由等价值。具体到现实中,根据不同交易的不同需要进行整合与协调,也许恰到好处的平衡点有时很难找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这种努力。笔者力图掌握更加详实的资料,并在谋篇布局阐述观点,分析比较并提出建议方面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毕竟囿于才疏学浅、阅历有限,对于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的各种具体内容以及所涉及理论的理解难免浅薄,甚至偏执,但笔者仍试图通过本文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发一些思考,以期对我国制度的完善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