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两家曾以显学并称于世,且都以“解民之倒悬”为己任。若能沿着他们创发理论时的基本心态去作一番考量,就不难发现二者在学术情感上颇有共通之处。从表面视之,儒墨两家的根本分歧在于到底是选择以个体生命亦或是群体生命作为其理论圆心。也就是说,在推行自己理论的过程当中,是遵从儒家所承认的“亲亲尊尊”这个实然人性为前提,并以此为理论圆心向外扩而大之、施惠万物;还是象墨子一样,彻底打破亲亲、尊尊、礼教的束缚,提倡视人如己的兼相爱、交相利之说。由于历史的原因,二学在义理上的差别被后世学者无限放大,两家的隔阂也就越来越深。秦火之后,墨学走向中绝,儒家则由于后生的努力而成为王官之学,儒墨二学的地位遂成天壤之别。但是,对于两家学术心态的分析却因为二学在发心动念处的相似而依然显得十分必要。笔者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世主义取向是随着鬼神信仰向圣人信仰的转进而出现的,因此对人性的乐观、对世俗生活的看重成为儒墨两家发挥其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文化心理背景,亦是各种学说在中土生根发芽所不能离开之沃土。在此种取向的影响下,儒家的学术心态遂表现出信仰与理性间的良性互动,即以信仰收摄理性。这不能不归功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作为贵族的担当与宽容使得其学说富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反观墨子却由于春秋至战国社会环境的步步沉沦而酝酿出了与现世主义取向格格不入的绝对主义心态。在此种心态的笼罩下,墨学表现出了独特的宗教意味与精英主义色彩,也正是这样的心态促使墨子对原有的儒家仁爱学说作了反向的理解,即将儒者所承认的“亲亲”之始视为其最终归宿。这也为其学派在未来的难以为继埋下伏笔。即便是这样,其学说中所蕴涵的对世道人心的极力拯救和推行兼爱的大无畏勇气还是颇为令人称道的。孟子对墨学的批判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对墨学中原有的绝对主义心态进行了反思;其二、对墨者救民与水火的精神进行了有效的吸收。儒墨二学间即便是沟壑丛生,却毕竟遮不住他们为了人道主义理想而奋斗的身影。儒墨二家的重新回归民间,为二学的合流创造了条件.笔者所谓之合流,不是二学义理的统一,而是二者学说精神的统一。中国文化中积极救世之学,应该得到学界的认可,至少是同情。当我们重新解读这些交锋的过程就会发现,双方在论辩时的执气,使得两边都对对方学说中的逻辑矛盾异常敏感,往往不惜集中火力将对方的学说挤压到一个十分荒谬的语境中方肯罢休。其实兼爱与仁爱一样,都是值得我们珍视的思想。如何从学理上逐渐完善二学的理论,方为我们今日急需解决的真问题。但是不管儒墨二学的理论存在多么大的问题,也不管其理想究竟能不能在未来成为可能,我们都不能忘记了,先秦时期的圣贤们为了人类发展所作的种种有益思考。这或许正是儒墨思想的意义所在,也使得二学在精神上合流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