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付行政民营化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改善传统行政模式下,行政职能由政府垄断后产生的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权力腐败等负面影响。由于给付行政主要面向社会公众的“生存照顾”,其所涉及的领域广泛,给付对象数量庞大,并且在部分领域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要求,民营化后私人资本、专业技能和管理经验的引入能够促进给付行政任务的有效完成,以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需求。但民营化的推行在实践中也遭遇许多问题,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有增无减,存在严重的滥用风险,同时私人逐利的天性使得行政任务的公益性和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易受忽视。在我国给付行政领域,宪法与部分法律中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条款构成民营化正当性的规范基础,但现实中民营化的推行主要还是主要依靠数量庞大的行政立法。当前立法现状存在突出的三个问题:一是规范效力层级较低,二是程序规范的严重缺失,三是现有程序规则的不合理。给付行政的授益性和行政行为方式的选择自由使得在民营化过程中行政裁量权呈现扩张趋势,同时,私人主体参与给付行政任务履行的行政方式对传统行政法理论框架构成一定程度的突破,但由于缺乏程序上的必要约束,民营化实践中容易产生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等负面影响,对民营化政策的实施构成极大阻碍。从行政法角度审视当下民营化现状在于确保给付行政民营化的过程依然契合依法行政的精神,其中,正当程序的全面构建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无论是民营化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还是在民营化后由私人主体承担公共职能,本质上都是行政权力的运作过程。在当前我国给付行政民营化法治建设较为滞后的现状下,强调程序规制的构建对于行政权力的运行和给付行政职能的履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给付行政通常表现出的授益性,其受法律保留原则的约束不如干预行政高,可依据民营化是否涉及行政权力的移转来确定法律保留原则不同程度的适用。在给付行政民营化程序立法上,应当由法律确立保障给付行政目标实现的重要行政程序规定,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私人主体参与给付行政任务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二是对参与给付行政任务的私人主体的选定程序作出框架规定,三是对私人履行行政任务的行为作出最低程序要求,四是对民营化后行政机关对私人履行行政任务过程的监督和保障程序作出原则性要求。此外,程序立法框架的完整构建须辅以效力层级较低的行政立法将上位法中明确的行政程序核心内容予以落实,并在上位法保留的裁量空间内作出进一步细化规定。结合我国行政给付民营化的特点与现状,在构建给付行政民营化的程序规制时,应当符合一定的要求。首先,程序本身应当满足正当性要求,在确保民营化过程中行政权力的行使受到行政程序的约束和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实现的同时,确保行政效率并有效促进行政目的的实现。其次,在具体程序规则的设计时应当加强时间、方式、步骤、顺序等程序要素的规范化,增强程序的合理性与规制力。再次,给付行政的过程性和合作性特征要求在程序规制的建构中强调公众参与,应当通过信息公开、听证、说明理由等现有制度在民营化背景下的完善以及在民营化不同阶段中的适用,形成贯穿民营化过程的主要程序体系。最后,我国民营化的推行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模式,行政机关对于民营化过程和民营化后行政任务的履行始终负有保障性义务。民营化监管程序的设计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确保民营化目标实现所设置的程序规则,包括民营化前的效益评估程序、针对参与给付行政任务的私人主体的选择程序和市场准入程序等;二是对私人主体执行行政任务的监管程序,如绩效评估程序、价格监管程序等;三是为保障公益和行政目标实现的接管程序和市场退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