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党报不仅要改版,更要改革。如将体制更新作为新闻改革的目标,90年代后周末版和晚报、都市报和近年来财经媒体作为改革主体陆续兴起,均可视为“边缘突破”形式的诠释者。因此对报道改革所见的业务研究,也大多侧重作为“边缘突破”的媒体研究,多限于传播效果研究等方面。如果站在大众传播机器的立场上,传媒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考察与逻辑联系就往往被淡化。突发事件作为一类重大事件报道题材,在中国新闻业草创时就受到重视。20世纪30年代,邵飘萍就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就“突发事件探索之径略”专节论述。在转型社会的新闻实践中我们也每每看到,当公众对比机关报与其他传媒的突发事件报道时,譬如编排次序上的“人大于事”,“以事迹淹没事实”就会遭遇责问。文本生产与突发事件间的互动,至今也是新闻实践的现实表现之一。将这一问题投射到机关报改革的路径中去,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传媒身份迷失和观念变迁,正是当下党报的缩影。作为“体制内标尺”的《人民日报》,是观察突发事件报道的一个样本。回顾这张报纸新闻报道的历史轨迹,可以说其见证了传媒从“舆论一律”的二元对立,到规制话语和专业话语并存的脉络。研究认为,突发事件报道脱胎于事迹为先的战时报道,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带来呈现的主题先行,进而打破事实的客观性准则。其次,在改革话语的感召下,机关报借助政治与舆论需要,在叙述模式的探索中平衡传媒及宣传定位。一方面,灾难不断向悲剧靠拢,人性取代救灾工作成为呈现事迹的中心。另一方面,叙述者在调查意识的觉醒中,也开始主动触及事件的原因,并呈现视角多元化的趋势。也正是为了适应这一写作方式的变更,机关报内外部体制的专业化已成为当下之需。机关报的新闻生产流程,今日正面临专业化的挑战。传统的“笔杆子”体制,是以政治需要为事实的判断标准。在现实功能弱化的外部威胁,以及生产者的自觉改革之下,突发事件报道在党报中的呈现出现了变化。“党报要回归新闻本位”,在突发事件报道的实践层面,立足点就是在公共热点中,传媒要采集和报道读者“应知而未知”的信息——这原本也就是现代传媒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