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景喜剧是美国经久不衰、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尽管如此，情景喜剧却没有受到评论界足够的重视。重悲剧轻喜剧的传统观念是导致评论家、学者对情景喜剧缺乏严肃认真研究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事实上情景喜剧与其他电视节目一样，弥漫着当代价值观念，同样具有反映、再现、重构美国社会现实与变革的潜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本论文试图探讨情景喜剧如何再现种族性，这一多民族的美国社会中最普遍而又最棘手的问题．基于以往对情景喜剧及族性的研究，本文着重研究九十年代美国情景喜剧中种族性的再现。本研究综合话语分析及符号学理论，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九十年代一些最有影响的黑人情景喜剧、亚裔人情景喜剧、白人情景喜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发现，与七、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的情景喜剧在再现种族性方面变化不大。白人无论在出现频率与人物形象方面都占统治地位。尽管黑人情景喜剧有迅速的增长，而其他有色人种的情景喜剧却仍然稀少甚至空缺。在再现少数族裔的人物与文化方面，九十年代情景喜剧出现了歧义、矛盾、对立等特点。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少数民族观众的需求，电视网络推出了更多少数民族的情景喜剧，其中不乏正面的、多样的人物形象，然而人们所熟识的一些刻板形象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在分析白人情景喜剧《宋飞正传》及《老友记》时，我们发现，在看似正面积极的少数族裔形象背后，仍隐藏着刻板化、他者化的痕迹。新型的种族主义仍然存在。在九十年代的情景喜剧中，这种种族主义主要以再现白人为中心、为主角、为标准，而将非白人再现为边缘、配角、异常的形象。作为对情景喜剧中种族性再现的多视角、跨学科探讨与批评，本论文从不同领域、各流派中获得理论支持。符号学、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福柯的知识—话语—权力学说、喜剧理论、后殖民研究、以及流行文化与电视理论等构成了本文的理论框架。其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批判性地理解电视屏幕上的所示所现，还要批判性地理解这些意义的构成与解读过程。换言之，我们不仅要探寻、揭示九十年代情景喜剧中种族性再现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矛盾对立的现象，还要深究更深层的力量与话语，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心理结构的力量因素，以及来自于电视台站、制作人、演员、观众与评论家的话语。所有这些力量与话语共同作用，不断地构成与重构，建构与解构、改变与维持着情景喜剧中种族性再现的版图。本文的结论是，九十年代情景喜剧中种族性再现是各种社会力量角逐的结果，是多种不同声音竞争话语权的产物。九十年代情景喜剧深深地打上了白人至上、父权为中心、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情景喜剧是不同种族再现其存在、争夺其意义与快乐的空间、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