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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喜剧是美国经久不衰、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尽管如此,情景喜剧却没有受到评论界足够的重视。重悲剧轻喜剧的传统观念是导致评论家、学者对情景喜剧缺乏严肃认真研究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事实上情景喜剧与其他电视节目一样,弥漫着当代价值观念,同样具有反映、再现、重构美国社会现实与变革的潜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本论文试图探讨情景喜剧如何再现种族性,这一多民族的美国社会中最普遍而又最棘手的问题.基于以往对情景喜剧及族性的研究,本文着重研究九十年代美国情景喜剧中种族性的再现。本研究综合话语分析及符号学理论,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九十年代一些最有影响的黑人情景喜剧、亚裔人情景喜剧、白人情景喜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发现,与七、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的情景喜剧在再现种族性方面变化不大。白人无论在出现频率与人物形象方面都占统治地位。尽管黑人情景喜剧有迅速的增长,而其他有色人种的情景喜剧却仍然稀少甚至空缺。在再现少数族裔的人物与文化方面,九十年代情景喜剧出现了歧义、矛盾、对立等特点。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少数民族观众的需求,电视网络推出了更多少数民族的情景喜剧,其中不乏正面的、多样的人物形象,然而人们所熟识的一些刻板形象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在分析白人情景喜剧《宋飞正传》及《老友记》时,我们发现,在看似正面积极的少数族裔形象背后,仍隐藏着刻板化、他者化的痕迹。新型的种族主义仍然存在。在九十年代的情景喜剧中,这种种族主义主要以再现白人为中心、为主角、为标准,而将非白人再现为边缘、配角、异常的形象。作为对情景喜剧中种族性再现的多视角、跨学科探讨与批评,本论文从不同领域、各流派中获得理论支持。符号学、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福柯的知识—话语—权力学说、喜剧理论、后殖民研究、以及流行文化与电视理论等构成了本文的理论框架。其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批判性地理解电视屏幕上的所示所现,还要批判性地理解这些意义的构成与解读过程。换言之,我们不仅要探寻、揭示九十年代情景喜剧中种族性再现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矛盾对立的现象,还要深究更深层的力量与话语,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心理结构的力量因素,以及来自于电视台站、制作人、演员、观众与评论家的话语。所有这些力量与话语共同作用,不断地构成与重构,建构与解构、改变与维持着情景喜剧中种族性再现的版图。本文的结论是,九十年代情景喜剧中种族性再现是各种社会力量角逐的结果,是多种不同声音竞争话语权的产物。九十年代情景喜剧深深地打上了白人至上、父权为中心、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情景喜剧是不同种族再现其存在、争夺其意义与快乐的空间、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