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条件下,集知识、高新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特征的现代服务业迅速崛起,成为新经济下的主要增长点之一。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2016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工程院共同制订了《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提出:把握智能服务新趋势、探索智能服务新模式、培育智能服务新能力。智能服务产业主要是依托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信息通讯技术（ICT）的网络型服务业。本文中的智能服务产业既包括随着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创新的服务业态,同时也包括运用现代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改造、融合、提升的传统服务业,其为整个经济运行提供信息、数字资源等智能服务。从概念上说智能服务产业的物质结构为网络型产业,信息、知识、技术则是在该产业中流动的数字资源,而智能是推动物质变化的过程和动力。由于产业融合的推动,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智能服务产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已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智能服务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代表对引领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都有积极作用,尤其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常态客观形势下对智能服务产业的发展提出迫切要求。智能服务产业依托的智能技术是技术也是知识,是内生变量,而且符合边际效用递增规律,同时智能技术由于网络效应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扩散性”和“滞后性”,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无法解释和测算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本文尝试探究信息、知识和智力资源依托于智能服务产业载体从而区别于传统服务业体系的运行模式、产生的经济效应和作为软要素对工业部门以及整个经济体系的传导和影响机理等问题。本文研究的逻辑主线:智能服务产业发展的经济环境与经济主体行为特征——智能服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三种传导效应机理——智能服务产业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与均衡结果,从智能服务产业在生产中的产业转型传导效应、扩散和滞后传导效应和在消费中的传导效应两个维度阐释智能服务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理并进行实证研究。本论文综合采用了实证分析法（第四—七章）和规范分析法（第八章）、静态分析法（第五章）和动态分析法（第四、六、七章）、统计分析法（第五章）和比较分析法（第三、四章）、均衡分析法（第四、七章）和网络分析法（第五、六章）。计量方法上采用了工具变量回归、门槛回归、面板VAR模型、动态面板模型、面板分位数回归。本文主要尝试研究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智能化作为信息化发展的第二阶段,本文借助于网络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的相关研究基础和理论依据阐释智能服务产业独特的运行规律及其经济传导效应。文献综述部分梳理了智能服务产业的网络经济学文献综述、产业转型文献综述、扩散和滞后效应文献综述、消费传导效应文献综述,及其对应的理论基础梅特卡夫法则、摩尔定律、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产出模型和中间部门模型、吉尔德定律,这部分为第四—七章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传导机理部分从智能服务产业的经济特征入手,从不同侧面描述了智能服务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运行规律。第二,智能服务产业与传统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的关系,索洛当时针对ICT产业提出的“生产率悖论”现象是否也在智能服务产业中存在。传导机理部分借鉴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引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生产率悖论”、“两高两低”等信息通讯技术产业作用下的特殊经济现象,首先详细阐述了智能技术创新的产业转型传导机理、智能服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扩散和滞后传导机理和智能服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理。第四章借助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研究我国智能服务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中“资本深化”的作用;然后采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信息化发展指数II（IDI）借助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信息化发展对智服产业作用的门槛效应,尝试厘清资本深化、信息化和智能服务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三,在当前经济“新常态”运行态势下,经济增长乏力,智能服务产业能否再续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的神话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之一。本文在实证部分对智能服务产业的经济传导效应进行量化分析,试图论证智能服务产业集成了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的新经济运行规律的经济传导效应与经济均衡作用的结果。第五章借助反映产业合理化和产业高级化的指标选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作为工具变量和差分GMM进行回归对智能服务产业的产业转型效应进行实证。第六章首先采用面板VAR（向量自回归）借助Feder两部门模型研究智能技术对智能服务产业部门自身和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扩散效应,接着采用动态面板sys-GMM（系统广义矩估计）回归考察经济环境对我国智能服务产业发展效果的影响以及滞后效应。第七章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智能服务消费传导效应的因素及其分位阶段的影响程度,由此对智能服务产业的消费传导效应进行实证。最后经过系统的研究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和对应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一、我国智能服务产业的发展呈现时间上的阶段变化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明确区域智能服务产业发展阶段定位,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二、智能服务产业与信息化发展之间存在门槛效应。缩小智能服务产业空间区域差异避免“数字鸿沟”。三、智能服务产业对产业高级化的影响优于对产业合理化的影响。推动智能服务产业发展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四、智能服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扩散效应需要2-5年的时间。加强智能化的引领优势,促进工业化和智能化的深度融合。五、经济环境对智能服务产业发展存在滞后效应。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共性技术支撑体系改善滞后效应。六、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智能服务消费的因素各不相同而且呈现阶段性变化。培育智能服务消费需求,拓展智能服务消费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