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Empire）（以下简称《帝国》）一书正式出版。该书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政治秩序及其应对方案，它的核心观点是:当今的资本主义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而是进入了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帝国。发生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因在于，非物质劳动已替代工业劳动而获得了生产领域中的霸权。这里的非物质劳动是指一种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一种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双重意义上的劳动。在经济学意义上，非物质劳动霸权引发了生产的去中心化进而世界市场一体化，并最终导致了去中心化主权的产生。在社会学意义上，非物质劳动霸权导致了社会的彻底生命政治化，社会形态发生了由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转变。控制社会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差异化的社会。政治差异化是二元对立——我者和他者、内界和外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消解的结果和表现。帝国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对其进行颠覆的过程。在后现代的今天，作为一种非组织化、非等级化群体的民众替代了工人阶级成为革命主体，民众之生命政治劳动是新的社会形态的本体。鉴于革命主体和革命对象的后现代特征，对帝国进行替代的政治方案也必须随之变成非组织化、非横向联合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可以清晰地辨明《帝国》中所包含的四个具有突出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理论:主权去中心化理论、社会生命政治化理论、政治差异化理论以及本体论非本质化理论。在本文中，笔者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就《帝国》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特征逐一进行评析和批判。
　　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四章，外加一个结语。前四章分别对《帝国》的四个后现代主义特征进行了辨析，结语部分对这些特征进行了集中批判。
　　在第一章中，笔者首先分析了《帝国》的主权去中心化理论的建构逻辑:非物质劳动霸权所促成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了民族国家主权的消解，经过控制结构一体化、实质吸纳以及传统主权因素杂合化等过程，去中心化的主权最终形成。笔者随后分析了这一理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根据《帝国》的观点，当今世界已完全实现了生产去中心化和世界市场一体化，这意味着“中心”与“边缘”、“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的消解;与之相适应，主权也发生了去中心化，不再有一个固定的疆界和确定的权威中心，从而国家结构也随之变成非等级化的平面结构。这种理论所具有的消解二元、去中心化以及去等级化的特征带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
　　在第二章中，笔者首先阐明了《帝国》的生命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生命政治劳动（社会学意义上的非物质劳动）是合作内在于其自身的劳动，它不需要资本的激发和组织就能够直接实现自身价值。因而，权力要想对这种劳动实施有效地控制，就必须直接施加于个体的肉体和大脑。随着生命政治劳动霸权地位的巩固，权力对社会进行吸纳的方式发生了从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的转变，随之社会形态也发生了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转变。简言之，生命政治劳动不经任何中介直接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笔者随即指出，这一理论中所强调的内在性和无中介性显然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
　　在第三章中，笔者阐明了《帝国》社会差异政治化理论的理论逻辑:差异政治理论首先否定了经济的基础性，进而否定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由于经济丧失了基础地位，从而社会控制表现为对文化、主体性等差异性的控制，一切都成了碎片化的、不确定的，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笔者认为，《帝国》的差异政治理论主张差异性、流动性、不确定性，反对同一性、整体性、规律性;肯定混杂和多元，否定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中心主义，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它是一种极具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理论。
　　在第四章中，笔者考察了《帝国》中“革命”方案:民众已取代了阶级成为后现代的革命主体;作为欲望之表达的生命政治劳动成为后现代的政治本体;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政治建构的去超验化——政治建构标准的多价一元化、政治建构过程的内在化以及革命方案的非组织化。笔者指出，这种革命理论主张以作为一种无中心、非同一、非组织化群体的民众来代替阶级作为革命主体，并以欲望代替物质利益作为政治的动因，以非组织化、非横向联合的斗争形式代替宏大叙事，因而带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在结语中，笔者首先总结了帝国理论给予启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从经济领域中寻找政治动因的传统、重提了革命问题、较准确地描述了当今世界政治秩序的总体状况、提出了面对全球化应采取积极融入的态度。然后，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每一章依次论述的帝国理论所具有的去中心化、内在化、碎片化、差异化以及非本质化等一系列后现代主义特征进行了集中批判。具体说来，首先，《帝国》的主权去中心理论中的非物质劳动霸权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劳动的观点不相符合;实质吸纳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的物质性原则相冲突;而民族国家主权消解以及主权去中心化的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家的职能与结构的相关论述相对立。第二，《帝国》的生命政治理论认为，生命政治劳动能够直接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笔者指出，这种生命政治劳动是纯粹的非经济的劳动，社会关系也是一种非经济的关系。这种动力与发展机制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基本原理相违背。第三，《帝国》的差异政治理论否定了历史事件发展的联系性，否定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进而否定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最后，《帝国》的革命理论用民众代替了阶级作为革命主体，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的观点相对立;它还以欲望取代物质利益作为政治行动的根本动力，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利益是政治的动因的观点相违背，并进而导致了“脱逃”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主张的阶级斗争的取代;它所主张非组织化、非横向联合的革命方案，与其说是革命方案，不如说是取消革命的主张，这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论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