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04年3月,至1948年12月停刊。该刊历时45年,跨越晚清、民国两个时代,历经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堪称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在《东方杂志》(1904-1948)的44卷、816期中,与新闻学研究有关的论述共133篇,涉及新闻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对近代新闻学研究的面貌有一个较为完整地展现。本文选取1904-1948年期间出版的《东方杂志》中有关新闻学研究的文本,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一、梳理《东方杂志》基本发展情况、四次停刊的历史渊源以及编辑群体的变化;二、《东方杂志》作为平台与窗口,是如何展现新闻学研究的具体面貌的;三、结合社会历史背景,讨论《东方杂志》在中国近代新闻学研究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四、《东方杂志》中与新闻学研究有关的论述对现代新闻工作的启示。研究发现:《东方杂志》将新闻业的发展放在社会的大环境中看待,重视研究报纸“左挈国民”、“右督政府”的社会功能,介绍了报馆的组织结构、新闻采写编评的具体技巧、中外新闻事业的历史与现状,甚至涉及舆论宣传与广播电视学、广告学内容。而《东方杂志》除了是展示早期新闻学研究成果的平台外,其对于中国早期新闻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奠基者”与“助推器”的作用。徐宝璜的《新闻学》(原名新闻学大意)在《东方杂志》的连载发表奠定了中国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戈公振、邵飘萍、任白涛等一大批新闻学者通过《东方杂志》发表论著,他们共同建构了中国新闻学专业化的学科体系。从新闻观念的启蒙到自由主义学术研究立场的形成,再到新闻学研究走向专业化,可以说,近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与《东方杂志》息息相关。此外,《东方杂志》中新闻学研究文本对当代怎样坚守新闻伦理道德、如何发挥报纸的舆论引导功能、怎样实现记者与纸媒的转型都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