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产业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旅游产业综合性强,带动面广,包含了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文娱等六大要素,涉及国民经济中上百个行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在旅游产业迅速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它也成为了以独特的自然地理景观、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独具魅力的民俗风情等著称,而拥有大量高品位旅游资源的少数民族地区创造就业机会、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但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不断发展的同时,许多矛盾随之暴露并日益尖锐。民族地区通过旅游开发实现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当地少数民族社区居民受益。少数民族社区居民作为旅游开发中的利益主体之一,往往在经济、心理、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成为弱势群体,在各种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导致他们无法参与旅游开发的决策过程,难以分享到旅游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如某些地区出现“旅游飞地现象”,外来投资商占据了旅游业的经营者位置,攫取了绝大部分经济利益。而由于旅游资源的产权不清晰,少数民族社区居民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当地居民往往采取极端手段维权,甚至因此发生恶性暴力冲突,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旅游目的地的少数民族社区作为旅游开发中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其世代生活的地理环境和自身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被作为旅游资源这一专用性资产而投入到旅游开发中,直接承担旅游开发所造成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迫切地需要享受更公平的利益分享和成本分担。这已经受到了全世界专家学者的特别关注,强调社区参与成为研究风潮。但从全世界范围内的旅游产业开发的实践看来,多数情况下的社区参与不过是形式上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产业开发实践中,开发商和政府一直占据着旅游开发中的实际控制者的位置,对社区参与的倡导无法得到落实。原因在于社区在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社区参与的前提是对社区进行增权。但目前大部分的研究仍将增权中的“权能”停留在利益分享的实现上,并没有从社区在初始条件下所掌握的资源和能力出发,考察其在权力结构中所处地位的转变过程,因而是一种混淆了因果关系的研究,并没有把握到“权能”的实质。社区参与作为一种规划方法或技术手段,是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的。无论强调通过何种方式使社区分享到更多的利益,实质上都是一种对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管理、经营旅游资源所产生收益的索取权的关注。然而,这必然是以所有权为依据的,从而决定了旅游开发中的任何利益相关者都必须首先借助于某种产权安排,确保自身的权利主体地位,才能凭借自己的理性和所掌握的资源,成为某种影响旅游开发过程并实现收益分享的现实力量。另外,从旅游增权理论的四个维度的表征看来,造成社区在各方无权现状的原因都是资源产权不明晰、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而引起的。故而,理解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过程中旅游资源的产权问题,解决社区的产权困境,才是实现社区增权的关键。本文通过对我国旅游资源产权制度的理解和分析,揭示了少数民族社区在旅游开发中的无权现状的本质是旅游资源产权不明晰。少数民族社区在旅游开发中的经济、社会、心理、政治等各个方面失权现象都是由产权问题造成的。目前我国旅游资源的产权制度导致社区在参与旅游开发过程中所面临的高昂的交易成本、容易引发旅游资源的“公地悲剧”、社区居民缺乏参与的激励、旅游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旅游资源的价值信息缺失困难等产权困境。少数民族社区在法律上被排除在自然旅游资源产权主体之外,其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所有权也没有的到法律保护。在政府主导开发的背景下,少数民族社区无法参与到当地的旅游规划、决策过程中。这造成少数民族社区在旅游开发中的政治失权。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资源由于旅游开发所增加的价值被收归政府所有,社区原本对资源的使用权也被剥夺。由于少数民族社区无法参与规划、决策过程,从而没有形成以社区为主体之一的利益分配机制。大部分的利益流向政府、开发商和当地极少数拥有资本的社区精英。社区没有最广泛的获得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造成社区的经济失权。现有的旅游资源产权制度安排造成少数民族社区缺乏参与旅游开发的激励,可能使旅游资源缺乏有效利用。部分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毫无兴趣,或感到失望,从而造成社区的心里失权。高昂的交易成本和“公地悲剧现象”的存在,使社区内部成员也难以就旅游开发进行合作,原有的联系社区成员的制度纽带被弱化,使社区内部因此陷入纷争。同时,由于对文化旅游资源的透支,社区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社区在旅游开发的社会维度也处于失权、无权的状态。本文结合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甲居藏寨旅游开发的案例,就具体案例中的少数民族社区在旅游开发中的失权现象进行了分析,并对当地少数民族社区在旅游开发中的失权现象提出了产权解释。最后,本文就我国少数民族社区在旅游开发中的失权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试图从旅游资源产权的角度解决社区在旅游开发中的无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