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哈贝马斯的整个思想体系,在交往行为理论下对交往合理性的追求是其始终不离的一条主线,自人类存在以来交往活动就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而备受关注人们一直在向往和追求一种平等、有效、自由的交往方式,然而在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伴随着“工具理性”的张扬,人们的交往活动出现了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们之间的正常交往受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疏离、冷漠,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就是在交往的有效性出现问题时针对商谈有效性本身所进行的。交往问题也是马克思一直所关注的问题,本文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觉为立场,对哈贝马斯商谈理论的渊源进行了探讨,对商谈理论的内容进行了解读,结合马克思对交往的研究对商谈理论进行了评析,且提出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或是借鉴意义。第一章,依照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发展逻辑,直接以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入手,从时代背景上对商谈理论所面对的现实境况进行了闸释；在商谈理论的理论渊源上,分别从交往理性、交往行为、系统和生活世界这儿个哈氏理论核心的概念或是范畴为切入点,基本上脉络较清晰地揭示了商谈理论的历史演进过程,以及厘清了诸概念、诸范畴间的关系。第二章,致力于对哈氏商谈理论的整体内容进行闸释。哈氏认为商谈的有效性之所以会出现受阻,就是因为商谈的主体资质、商谈的环境、商谈的基本原则的把握及商谈语言的运用环节出现了问题。他认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要扬弃这种交往的异化就要通过商谈,以“交往理性”来对抗“工具理性”。通过对商谈理论内容的整体梳理,有助于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对商谈理论进行了分析探讨,加深理解。第三章,结合马克思关于交往的思想对哈氏商谈理论进行比较和批判,并结合现实研究哈氏商谈理论的借鉴意义。一方面,哈氏商谈理论不乏合理之处,也有不少能给予我们启迪的闪光点,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交往异化的分析和揭示也有助我们清醒地警惕我国当前交往中存在的异化现象,对语言中介作用的强调也有助我们社会交往规范准则的制定和完善。另一方面,哈氏的商谈理论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把人的内在学习机制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商谈是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最为有效也是唯一有效的途径。正反两个方面的研究分析给建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前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只有在实践中科学对哈氏商谈理论加以把握,取其积极正确之处,警、惕和防止其不足之处,也就有利于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也是理论研究的根本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