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当前长三角区域绿色发展先行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活力相对较强的背景,本文选择长三角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环境规制背景下长三角绿色企业家精神培育以及绿色企业家精神在环境治理绩效改善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本文提出构建完善了绿色企业家精神的指标体系并进行准确的统计测度,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下的中介效应模型,刻画长三角绿色企业家精神的时空演变轨迹,分析不同路径下大气治理规制的联动效应,深入探究绿色企业家精神在大气治理效果中的路径作用。从企业层面借助绿色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发展路径促进大气治理效果优化以及高质量发展,对推动长三角绿色高效协同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从社会空间层面出发,基于经典企业家精神的理念,融合大气治理规制带来的企业绿色行为特征进行拓展,设计大气治理冲击下的绿色企业家精神指标体系并测度分析。然后,从界定大气治理下规制形式出发,对不同路径下的大气治理规制进行测度,应用门槛回归构建非线性结构模型,精准定位大气治理规制对城市绿色企业家精神发展的驱动作用。最后,引入绿色企业家精神为中介变量,基于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并明确不同非正式大气治理规制水平区间中绿色企业家精神表现出的异质性作用造成的大气治理效果差异。本文得到的结论如下:（1）长三角整体绿色企业家精神在2014年为0.563,2019年达到0.732,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仍有待提高。其中上海、南京、无锡、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和舟山9个城市在研究期间始终高于长三角平均水平,处于较优的发展态势,其他城市绿色企业家精神水平较低。（2）正式大气治理规制本身对绿色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非正式大气治理规制本身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但非正式大气治理规制处于不同门槛区间下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正式大气治理规制对绿色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作用,两者具有互补优化效应;当非正式大气治理规制高于门槛值0.6770时,正式大气治理规制的提升将会有效促进绿色企业家精神的培育。（3）绿色企业家精神在正式大气治理规制与大气治理效果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从长三角整体看,绿色企业家精神的部分中介效应占比达到10.76%;江苏省内,绿色企业家精神的部分中介效应占比也达到28.17%。正式大气治理规制倒逼刺激绿色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同时,绿色企业家精神也在推动当地大气污染治理的进程中实现突出贡献。（4）虽然非正式大气治理规制不会对正式大气治理规制的直接效应产生影响,但会对绿色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产生调节作用。对于非正式大气治理规制较强的地区,提高其正式大气治理规制强度往往可以直接增强大气治理效果;但对于非正式大气治理规制较弱的地区,应该重视其绿色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才能更有效地增强大气治理效果。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如下:第一,丰富了企业家精神的理论拓展、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本文以大气治理效果为目标,分析大气治理规制对绿色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将企业家精神和绿色发展相结合,构建更为全面的绿色企业家精神评价指标体系。第二,丰富了大气治理政策效应评价相关领域的研究。本文从大气治理规制的不同路径出发考虑对绿色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作用,在此基础上探讨绿色企业家精神在大气治理过程中起到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