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年来日益密切的中澳政经联系的缩影,2014年11月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中澳自贸区谈判的实质性完成,标志着中澳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在澳利益的不断增加,澳大利亚对中国整体外交布局的重要性的不断上升,都使得针对这个大洋洲的地区强国的外交政策逻辑尤其是其对华政策逻辑的研究,不仅具有学理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尤其是一个与中国相距甚远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明显的美国色彩(指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受到美国的明显影响)、中国在大洋洲地区相关利益的一度薄弱,使得国内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研究不仅一向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而且往往陷入程式化的分析框架。即认为由于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澳大利亚在安全上对美国的明显依赖,使得澳大利亚主要的外交政策方针都会受到美国的影响,中澳关系的发展也概莫能外。由于中澳近年来的发展主要是受双方日益密切的经贸联系的推动,因此中澳关系的发展前景将主要取决于中澳经济关系与澳美安全关系之间的竞争。这种分析视角明显低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能动性,且与事实并不相符。事实上,在本文讨论的时间段(1996年-2014年)内,中澳关系与澳美关系表现出明显的同向变动以及阶段性发展的特点。具体来说,在霍华德执政后期,中澳关系、澳美关系都获得了巨大发展；在陆克文执政时期,中澳关系、澳美关系都出现了严重波折甚至倒退；在吉拉德执政时期,中澳关系、澳美关系都获得修复和发展。这种现象提示我们,在中澳关系的发展上,澳大利亚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取向是比中澳经贸联系、澳美安全同盟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强国的属性,使其既具有依附在大国羽翼下获取安全与经济利益的需要,同时又具有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地区事务中发挥重大影响力的实力和意愿。第二,自霍华德执政后期至今,中美之间并未发生严重的竞争和对抗,这使得澳大利亚不必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也为澳大利亚发挥自身的外交主动性提供了条件。第三,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决策机制使得总理个人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不仅使得澳大利亚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明显的与总理任期相始终的阶段.性,而且波动性也较大。当领导人个人满足于本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发展,在外交政策上持保守立场时,中澳关系和澳美关系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反之,当其追求本国的大国影响时,中澳关系和澳美关系都会出现波折。基于上述情况,本文认为,未来中澳关系的发展,要注意以下情况：首先,继续深化中澳两国的经贸往来,这是中澳关系的基础；其次,正确认识澳美安全同盟对中澳关系的影响程度,相应的要对澳大利亚领导人个人素质和其外交政策取向对中澳关系发展的巨大作用加深认识；第三,对于澳大利亚领导人的激进举动要在其露头阶段就予以坚决打击,维护中澳两国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