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设定有两个目标：一是归纳分析出“朝鲜式经济改革”与众不同之处，即“朝鲜式经济改革”的特点；二是试图揭示“朝鲜式经济改革”与众不同的深层原因。　　 本文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视角出发，将“朝鲜经济改革”的过程分为金日成时期“经济改革”尝试(1984年～1994年)和金正日时期“经济改革”(1994年～2003年)两个阶段来加以考察，归纳出了“朝鲜式经济改革”的三个典型特征：(1)经济改革目标和方向角度，从金日成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内引进“市场”要素开始，金正日时期则既要加强经济的计划性也要引进市场因素，但是在官方意识形却既否定改革也不承认市场；(2)经济改革战略和顺序角度，以“开放”(增量改革)为主配之以“制度改革”，但是最大限度减少“开放”对体制的冲击，而且“增量”是目的“制度”是手段，“制度改革”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如说是为了降低政府财政负担；(3)经济改革速度和进程角度，国际安全环境恶化“改革”进程“渐进”或停滞，国际环境有所好转初期“改革激进”，而一段时间后，“改革”趋于加强“计划”或陷入停滞，但是整体上朝鲜经济“改革”在“计划”与“市场”博弈过程中艰难前行。　　 本文以危机意识嵌入型体制结构概念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一体化体制结构(合称为C型体制结构)和中央重工业、地方轻工业(Dual)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对外依赖型(Dependence On)经济结构(合称为D型经济结构)概括了金日成时期体制结构的特征，而与国际力量的博弈结果，使金正日时期体制结构变化为C型体制结构的残余、二元经济结构的固化(增加了可贸易和不可贸易经济部门)以及二元政治结构，“朝鲜式经济改革”的诸多特征皆为国际力量与朝鲜国内结构的博弈结果使然。　　 国际力量引发的经济危机迫使朝鲜“改革”，但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一体化体制结构对改革具有“制度性制约”，使朝鲜既改革又从意识形态上否定“改革”；既要“增量”以维护体制安全又要尽可能减少“改革”对体制的冲击。国际环境恶化时，由于危机意识嵌入型体制结构，除非领导人认为国际环境恶化带来的国内危机更严重，否则“改革”就停滞或加强传统意识形态以维护体制安全，但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国际力量引发的基层和国内可贸易部门的“非正式改革”却一直持续，当国际环境好转初期，“非正式改革”可能转变为“正式改革”因而改革进程趋于“激进”；又由于对外依赖型经济结构，国际环境好转带来的外部资源流入的增加，使改革进程陷入停滞或趋于加强计划。基于“朝鲜式经济改革”无论从改革初期条件还是“改革”措施都与以往的两种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模式----中国模式和苏东模式不同，笔者谨慎地将“朝鲜式经济改革模式”命名为“第三种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