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中国赶超战略及由此内生的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资源配置制度的实施,使要素市场分割、价格扭曲、农业部门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贯彻,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加剧了农业部门人地矛盾,使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具有自身能力的民营非农业部门面对资本相对昂贵而劳动相对便宜的资源禀赋,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民营非农业部门为需求方,以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供给方的新兴劳动力市场。这种民营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纳存在的影响是本文所关注的。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首先,从理论角度出发,将封闭经济中的拉尼斯-费两部门模型扩展为包括国外部门、农业部门、国有非农业部门和民营非农业部门的开放经济四部门模型。其中,国有非农业部门背负着沉重的政策性负担、采用劳力节约型技术,面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其劳动力的主要供给方为城镇居民;而民营非农业部门采用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通过加速资本积累、加强创新强度、加深创新的劳力使用偏向程度,把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吸纳配置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当国内部门不能为生产高速增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提供足够大的市场时,民营非农业部门生产能力的发挥依赖于国外部门的强劲需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营对外贸易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逻辑机制,即民营出口贸易高速增长加快了自身的资本积累;而民营进口贸易通过引进适宜技术和管理方法增强了其技术变迁能力,进而增强了民营非农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其次,利用工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纳等式、民营非农业部门短期与长期技术路径分析证明了这一逻辑机制。再次,从实证角度出发,采用全国和地区面板数据,运用交互项模型,考察民营对外贸易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逻辑机制。全国面板数据实证结果表明,在进出口均值的基础上,民营创新强度和民营创新的劳动力使用偏向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为正,但民营资本积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影响有时为正有时为负,难以准确刻画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影响。地区面板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民营对外贸易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基本呈现为由东至西逐渐减弱的态势。最后,在以上分析基础上给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