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特大洪灾之后，受灾村庄的村民们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发现:在一些公共问题上，有些村的村民找到了解决办法，采取了有效合作的集体行动，使得事情顺利完成;而有些村的村民则由于没有找到合作办法，处于分散状态，导致事情无法顺利进行。基于对这些差异的思考，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在传统道德规范缺失、学界普遍认为农民合作难的情境下，一些村的村民为何还能够合作起来？其合作机制是什么？不同的合作成功案例背后是否具备相同的条件？　　本文的实证研究对象为受灾后开展家园重建工作的三个村庄，它们各自都发生过有关村民集体行动的故事，其中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通过把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分析，本文试图向读者揭示出其中的差异和原因。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学者有关集体行动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比较。在分析了各种解决当前我国农民集体行动困境的途径之后，笔者把思考方向定位于:要解决目前我国农民的集体行动困境是否只能依托传统宗族文化的恢复和维系？换句话说，在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的例子中，有没有成功出现过类似于奥斯特洛姆的自主治理模式呢？如果有，则我们是否可以用这种更为进步的思路去寻求当前以及将来我国村民集体行动的合作机制呢？　　接着，本文分别对三个村庄的村民集体行动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和分析，发现在村民合作成功的案例中具备了自主治理模式的某些特征。这些村民所遵循的不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村社准则，而是以人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经历为基础、具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规定的现代社区准则。而在村民合作失败的案例中，群体内既缺乏传统村社准则，又缺乏现代社区准则。　　最后，笔者从村民合作成功的例子中获得启发，尝试着把成功的经验运用于其他合作失败的场景中。并得出结论:单个农民的行动逻辑变了，集体的行动逻辑也应跟着转变。在利益原则日渐成为人与人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原则、维系和恢复传统宗族文化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把一些道德规范转化为利益规定以促成集体合作，是农民们顺应社会发展而实现的自我调节。农民并不缺乏智慧和创造力，如果给予他们改变和试错的机会，他们会有很强的动机去尽可能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案;因此应该对村民自主设计和实施规则的过程给予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