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汪精卫形成第二次合作局面,并得以较为长期地维持了这种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二人之间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合作基础在发挥决定性作用。总体而言,构成蒋汪第二次合作基础的要素,不外有二,一为二人对日政策理念的相似性,一为此时国民党内权力角逐的基本特点,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国民党内的基本政治态势,且这二者亦是紧密联系的。但是,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政治处境和政治利益却又大不相同,加之两人各自极强的领袖欲和长期斗争所形成的不信任感使他们在合作的大格局之下仍是矛盾不断。1932年8月,汪精卫突然发难于张学良,进而引起汪张交恶。蒋介石出于实现自己政治利益最大化的考量,采取维持现状的基本处理政策,但是遭到失败。在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采取“弃汪联张”的政策,并为此偏离“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政策。这样,张学良得以在华北维持原有权力,汪精卫则以就医为由远赴欧洲,蒋汪之间的合作关系濒临破裂。热河沦陷之后,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蒋介石调整对策,采取“弃张联汪”的政策,令张学良下野,促汪精卫复任行政院长,并回归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政策上来。在蒋汪二次合作的大格局之下,相对稳固的合作基础决定了二人无论有着怎样迥异的个人政治利益和政治处境,他们最终还是要暂时将自身的利益服从相对牢固的合作基础,而二人亦将斗争控制在斗而不破的范围内。而至1936年,随着二人合作基础的消失,二人之间的合作亦随之步入死胡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蒋汪的合作关系在1938年12月彻底破裂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