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时代共生。复译现象的产生不仅与文本本身有关,也与文本所处的时代语境紧密相连。在翻译研究中,复译研究可谓是将翻译理论与时代背景联系得最为密切的一个课题。如果说翻译为源文本在异域开启了传播空间,复译现象则为这一空间拓展了时间的维度。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一直是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在中法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新时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两国文学之间的翻译与接受总体上仍然处于明显的不平衡状态。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情况,鲜有作品能在法国得到复译,而《骆驼祥子》却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从1947年的首译本至今,《骆驼祥子》在法国共出现四个译本,包括三个在法国出版的译本和一个在中国出版的译本,分别是让·普玛拉(Jean Poumarat)根据伊万·金(Evan King)1945年的英译本转译而成的法译本、1978年汉学家程抱一依据原文翻译的版本、1990年程抱一与女儿程艾兰的合译本以及1985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汉学家戴妮丝·李勒布雷顿(Denise Ly-lebreton)的译本。与法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动辄十余个译本相比,《骆驼祥子》的法译本从数量上看并不算多,但其能够一再得到复译这一事实本身却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本文以《骆驼祥子》的全部法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与时代语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梳理不同译本之间的差异、分析影响翻译行为的文本内外多重因素,进而从文本、译者、读者和出版等多个维度揭示《骆驼祥子》在法国不断得到复译的主要原因。同时,本文通过揭示《骆驼祥子》在译介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和障碍以及译者的翻译观与翻译目标在复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力求进一步关注中国文学在特定语境下的“生存境遇”,并借此探讨中国文学如何能更好地“走出去”,以期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正文分为以下三个章节:第一章旨在梳理《骆驼祥子》在法国的复译历程,并厘清复译的相关概念。首先我们对老舍在中国的文学地位、对《骆驼祥子》的创作、以及在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中对小说的修改进行概述。在此基础之上,本章着重说明各个译本产生的背景与现状,指出复译的各种类型,并阐明首译本与复译本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第二章分析复译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首先,翻译产生于原文自身的价值。原文风格中体现出的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的价值观念是读者接受并欣赏原文的基础。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展示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他充满幽默感的现实主义手法是易于被各国读者接受的的行文风格,而小说中展现出来的北京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民族特色更是吸引外国读者的重要因素,也是小说能够在异域得到译介、并再译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从译文是否完整、译文对原文不同的理解与表达,即“形”与“义”这两个层面分析复译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最后,本章探讨译者为追求“大写的翻译”而对译本不断修改所产生的复译。第三章从译文的接受环境、读者接受和出版层面分析复译产生的外部因素。《骆驼祥子》的译本不是孤立于时代的产物,译文版本不断推陈出新与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息息相关。从建国前法国对中国文学的主动选译,到建国后双方译介活动日渐频繁,这些时代特征在复译本产生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除此之外,译本的接受情况对于复译的产生也有巨大影响:不同层次的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接受能力、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变化也促使了复译现象的产生。在翻译过程中,出版社对中国文学的大力推广也是复译产生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为推动自身文化“走出去”而出版的译本也是复译产生的原因之一。如贝尔曼所言,“复译作为翻译的空间”延长了原文在异域的生命。通过不同译本之间的对比以及文本内外因素的分析,探究《骆驼祥子》在法国得到复译的原因,本文力求能为复译现象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并探寻中国文学在法国传播的更为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