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证史”作为一种与陈寅恪密切相关的提法,受当代人关注,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陈寅恪完成《元白诗笺证稿》的著述,曾明确说过自己是拿“唐诗证唐诗”。本文通过追溯陈寅恪“以诗证史”的学术渊源,受家学为主的中古古典文化的熏陶,受留学期间德国历史语言研究方法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中国近代史学革命浪潮的波及；追溯《元白诗笺证稿》的成书过程；讨论元白诗笺证中所运用的典型方法,包括比较方法,综合方法,时、地、人坐标法,合理的想象与假设,辩证推论的分析,得出陈寅恪笺证古诗所关注的焦点,即文化史学的视域。第一部分绪论,阐述《元白诗笺证稿》在陈寅恪史学中的地位,及以往研究综述和本文的具体写作思路。陈氏治史往往从中国整个社会制度与文化发展的大范围大角度来考察历史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元白诗笺证稿》内容上主要是唐代后期社会风俗的论述,在陈寅恪学术研究中具有过渡意义,即从广义的文化史研究开始转向知识分子群体的“心史”研究。第二部分旨在探究《元白诗笺证稿》的成书过程和其中“以诗证史”方法的学术渊源。《元白诗笺证稿》的写成结集与陈寅恪多年坚持研究唐诗、唐史分不开,也与多年讲授“元白诗证史”课分不开,从清华大学文史两系的“元、白、刘诗”到中山大学的“元白诗证史”陈寅恪坚持多年不辍的探索终成具有文化史高度的“以诗证史”的典范之作。第三部分分析《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内容如何体现了诗与史互证关系,包括元白诗与唐代政治史、典制与礼法、唐代社会风俗的相互参证,得出名篇《长恨歌》、《琵琶引》、《莺莺传》、《连昌宫词》以及元稹、白居易两人新乐府诗中记载的历史史实,描写的礼仪制度,反映的社会风俗。第四部分分析《元白诗笺证稿》中所用“以诗证史”的典型方法,最为陈寅恪提倡的比较方法,综合方法(包括诗人个人诗与诗的综合、不同诗人的诗歌综合,诗与文、史籍的综合)自创的时、地、人坐标法,得出陈寅恪之所以“拿唐诗治唐史”的目的即得到历史的通识。最后是结语,是对前面篇章的总结和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