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一股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在西方兴起，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丹尼尔·贝尔和弗朗西斯·福山。他们打着“终结”的旗号，运用社会历史的变迁质疑或否定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变得晦暗不明。因此，对这股思潮展开批判势在必行。本文即是沿着马克思当年的意识形态批判之路，对这股“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予以批判，在还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同时，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　　论文第一章，阐述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论文指出:自特拉西以“观念科学”的形式创造了意识形态概念后，拿破仑又冠之以“虚幻的形而上学”之要义;马克思承继了意识形态的此种“虚幻性”之内涵，在历经物质利益的“难事”后开辟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在此批判中达成的哲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创立了唯物史观，意识形态理论得以形成。同时，马克思通过“自发分工”阐述了意识形态的产生、形成和终结的过程;此后，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唯心史观以及当时的“经济决定论”，阐述了意识形态诸形式的产生过程和特点以及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完善了意识形态理论;列宁既批判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思想的“修正”，指出其思想的资产阶级性质，又论述了先进理论的重要作用，并在阐述“灌输说”的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性，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　　论文第二章，对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剖析。论文认为: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萌动和发生、苏联和纳粹的暴力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背叛”、波兰“十月事件”以及“匈牙利革命”等一系列复杂多变的事件发生的背景下形成的;由于贝尔将意识形态界定为19世纪产生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在政治和文化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激进的世俗宗教，它是一个历史性概念，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因此当产生此种意识形态的具体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之时，也就是此种意识形态的终结之日，由此“政治观念的衰微”就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政治观念的衰微”表达的是技术性决策的崛起，即“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其核心特征是理论知识的编汇和科学对技术的新关系，其理论基础是“非常规”的“社会学方法论”，凸显出的是科学技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轴心作用;作为一种社会预测的理论，后工业社会的提出的确意义重大，但其社会学方法论决定了该理论仍然在“历史”之外，它的实质是一种“历史终结论”;基于此，在后工业社会中，既要重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但不能将其绝对化，又要注重意识形态的功能但要把握其限度，力求使二者在社会有机体中各尽其能、各司其职。　　论文第三章，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批判。福山认为，苏联解体证明了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是迄今最好的意识形态，由此历史走向终结。论文首先对此观点予以剖析，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重重，正陷入困境，它并不是最好的意识形态;苏联的解体终结的只是社会主义实践之一种，即僵化教条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它的解体恰好证明了，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革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必然导致失败。其次，论文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来源展开分析，指出他历史概念的抽象性质以及他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终结论”的严重误读，揭示其理论来源的无根性。第三，论文剖析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立论根据。尽管福山认为“经济”和“认可”是历史发展的“两大支柱”，但他认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是“认可”。而“认可”的历史机制是从科耶夫那里拿来的，该机制本身就是科耶夫对黑格尔历史观的误读。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既证明福山学理上的无知，也彰显了其意识形态动机。由此可以看出，尽管福山通篇都在言说历史，但是历史却恰恰在他的视野之外，因此，“历史终结论”充其量只是一种外部反思。最后，现实实践的发展，在证明“历史终结论”的神话之本质的同时，也宣告了该神话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