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早期作家蒋光慈在左翼革命作家群中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存在，原因在于他对于作为个体的浪漫主义作家和集体一员革命者的关系处理上。终其一生，都在在个体与集体之间艰难穿行。因此，无论在其创作的作品和人生角色处理上，他都表现成为一个异质分子。 第一部分：革命文学自1923年已经开始发展，因为“五卅运动”的历史机遇终于在20年代的成为文坛的主流。1928年著名的“革命文学”论争，对于革命文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革命文学在创作领域的荒芜却为其发展造成了一个颇为尴尬的局面。蒋光慈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了革命文学的场域之中，他充满个人激情的革命言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应运而生。 第二部分：蒋光慈在文本层面对于个体性的追求，表现为对包括由他本人提出的左翼革命文学的创作规范的悖离与超越。在苏联留学期间，蒋光慈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回国后对革命的书写也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因此他早期作品塑造了很多个人英雄主义的形象，并且在作品中还展现了对于漂泊的欣赏。但是在发现了革命粗砺的本质后，蒋光慈开始注意到个人与革命的矛盾关系，作为个体性象征的“爱情”进入了革命文学的视野，爱情的最后被扼杀反映了作家们在从个体到集体的“转型焦虑”。《丽莎的哀怨》是蒋光慈对自己提出的革命文学创作规则的一次“反动”，表现出了作家对于“工具论”一种纠正，使他本人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第三部分：蒋光慈于人生层面的个体性追求，表现为对当时“左”倾领导下革命实践的疏离。在作家和革命者的身份之间，蒋光慈对于如何选择的困扰由来已久。社会的责任感促使他投身到革命的实践中去，但是就其作家身份的自我认同，他认为创作也是一种革命，这种对当时的“左”倾路线的抵制姿态令蒋光慈最终被开除党籍，成为那个时代的悲剧。 蒋光慈的挣扎其实为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所致，这在20、30年代的左翼阵营是具有代表性的。对于生性倔强的蒋光慈来说他“永远不可能在任何制度中感到自在”“他真正注定的性格，使他无可避免地被他帮助下达到目标和提出希望的社会所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