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问题一直是公共管理学关注和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尤其是在当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公共管理学界对“治理”的关注更是前所未有的。1978年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系列讲座中提出“治理术”概念,这一概念不仅是福柯对自己思想危机的回应,更饱含着福柯本人对于现代国家治理问题的忧虑和思考。他试图利用治理术概念重建“对人的治理”的整体谱系,他认为,对人进行治理并不是古希腊罗马的传统,而是在基督教将东方希伯来牧羊人主题改造成牧领制度后在欧洲逐渐形成的,从希伯来的东方传统到近现代的政府组织方式之间有某种根本的一致性。他以“治理术”概念以及“对人的治理”谱系开启了对治理技艺历史的梳理,以及对治理技艺背后的价值取向的思考。福柯认为治理术经历了从国家理性治理术向生命政治治理术的转变过程,这两种治理术以不同的价值诉求为基础,选择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技术。国家理性治理术形成的背景是16世纪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生存在一个多样性的竞争空间中,上帝的意志和君主的利益都不再是国家治理原则,国家理性要求以国家自身力量的增长为价值诉求,这形成了两大治理技术:对外有限的军事——外交技术和对内无限的公共管理技术。对外来说,国家需要保证国家间的均势,而对于国家自身来说,国家理性要求国家力量的无限增长,公共管理借助城市化、规训技术和经济等手段不断加强对人的干预和控制,将人这一要素不断整合进国家之中。对人的治理之所以从善意的牧羊技术转变成对人的监视、驯服和控制,是因为国家间的力学转变为国家间商业力量的竞争,重商主义人口数量是国家力量增长的关键,人口越多意味着越多的劳动力,就能够生产足够多的商品,换取更多的货币,这就要求国家对人和与人有关的一切事物进行强力干预和控制,甚至是职业控制,而这种干预和控制造成社会对于行政力量的过度依赖和社会独立性的缺失,最终导致公共管理国家的解体。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对于18世纪粮食短缺问题的争论见证了公共管理国家的解体和生命政治治理术的诞生。在粮食短缺面前,重农主义反对重商主义控制粮食供应和粮食价格的做法,认为事物存在不变的自然规律,强行改变只会影响事物原本的发展进程,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基于此,重农主义否定了重商主义关于人口数量的看法,认为人口数量并不能真正地促进国家力量的增长,不应该将人驯服成有用的个体,而是应该尊重人本身的欲望,让人们追求自己欲望和需求的满足,人们之间会自发的形成联系,不需要国家干预,人口和社会具有自然性。因此,在生命政治治理术下,人本身成为治理的价值取向,在这一价值取向下,从人自身出发要求人的自我治理、社会的自我治理,要求国家给予社会以自治的空间、要求国家治理的节制性,在个人与社会自我治理中,人们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积极发挥自己的力量,不需要国家的控制和干预,个体依旧能够成为国家力量增长的源泉。从国家理性治理术到生命政治治理术的转变过程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治理技艺的转变,而是治理的价值取向转变,治理术完成了从国家取向到人口取向的转变,人口的幸福才是治理的关键,才是国家力量增长的根本。不过能否真正地以人口幸福为价值取向才是福柯真正关心的问题,福柯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人口幸福的口号掩盖资本控制人体生命的真相,他为此感到失望和迷茫,他从国家治理问题中逃走了。我们应当从福柯对治理术研究的期望、迷茫逃避中得到启发和反思,在当代社会治理中我们不仅应该重申人的价值,还要转变思维,提高公众的治理能力,打造牢固的治理基础,完善治理相关配套机制,保障治理有效运转,让治理主体共享治理成果,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