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红线制度成为2014年《环境保护法》的创新制度，国家林业局、环境保护部、国家水利部等部门纷纷划定各自的红线，掀起一股“红线”高潮。我国目前生态红线出现严重的空间交叉，管理重叠，责任模糊，难免陷入各部门划红线、抢项目、争资金的怪圈。生态红线制度自2014年写入《环境保护法》到2016年首部地方立法《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条例》的问世，它作为新观念新制度，从环境政策转向具体法律制度必须向当前环保法提出更新的内在需求。　　第一章，生态红线法律制度的界定、理论基础和功能。“生态红线”作为环境法的创新制度，它的内涵及外延目前在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主要分为广义说和狭义说。通过运用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及体系解释的方法得出，目前生态红线的概念应当是其狭义概念。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理论是生态红线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它以生态系统结构的合理性、功能的良好性和生态过程的完整性为目标，其与生态红线内在机理与目标要求一致。从生态红线规制对象“点状保护—单一生态要素—生态空间”的变换轨迹分析，前两段主要目的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规制，而生态红线制度提出真正的目的是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这对我国环保法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章，生态红线的划定与调整制度。如何划定与调整生态红线，是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生态红线的划定并不是将现有的重要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禁止开发区等区域进行简单叠加，而是以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一致性与生态空间连续性为核心，通过红线区重要性评估的基础上对生态系统功能、生态脆弱程度以及敏感程度进行分析确定具体划定范围。生态红线的划定主体混乱与标准不一，基于对生态红线制度落实的可行性出发，应在环保部门的牵头下，成立由各个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组成的生态红线联席会议，进行合作与协同管理。生态红线的调整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　　第三章，生态红线制度的规范效力。生态红线制度的落实是一个规范性问题，必须首先研究其规范属性及实施方式。生态红线目前处于“政策合法性”的阶段，仍然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效力，它不能简单的依靠现有的环境基本法、相关政策及“精神”而必须通过其他资料加以明确。为避免其沦为一纸空文，应当从生态红线的时间效力、空间效力、对人效力、对事效力等方面确定其规范内涵，并通过推进生态红线的综合性立法加以完善。在规范实施方式上通过借鉴国外自然保护地的经验，生态红线制度在适用法律强制模式中应采用分级分类的管理模式。　　第四章，生态红线的法律责任制度。这是目前法律法规亟需完善的部分。基于对生态红线法律责任的现状分析以及原则设定出发，生态红线所保护的重要法益—生态安全作为衡量标准设定法律责任形式。危害生态安全的行为极大的影响了国家重大财产以及公民人身安全，且可恢复性、可补偿性极低，因此破坏生态红线的行为可容忍度是极低的。传统民事责任的特点决定了其功能定位于解决平等主体间的人身、财产利益纠纷，弥补受侵害方的财产损失或者部分人身利益的损害，通过对法益的分析显然民事责任不适合作为生态红线法律责任形式。本文认为违反生态红线行为应承担的是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　　第五章，生态红线法律制度的配套机制。公众参与制度是对生态红线制度实施过程中，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但是目前存在公众参与程度不高，积极性不足等问题，应积极探寻公众参与制度在生态红线制度中的现实路径。生态红线的划定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受限，从社会公平正义角度出发，应在生态红线区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修复机制的目的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修复，综合考虑红线区修复成本极高的现实情形下，借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扩大修复责任主体，以污染者为主要责任，资源开发者与利用者、国家与政府作为补充责任。生态红线制度必须以社会学为基础，通过对少数民族聚集区划定生态红线的特殊性出发，应在立法、执法、司法上结合当地环境习惯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