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以来,现代性成为西方哲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启蒙运动确立了现代性的根本原则,即主体性的自由,自此之后,主体自由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观在其发展过程中日益显现出其片面性。早在启蒙思想高歌猛进的现代性早期,黑格尔就第一个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性的问题,在他看来,现代性的成就在为人类带来自由和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精神的分裂和社会的冲突,只有意识到现代性所面临的困境,并找到克服现代性内在分裂和冲突的力量,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拯救这个时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黑格尔在坚持现代性基本原则的同时,力图超越启蒙主义的思维,把现代性的规划建立在所谓绝对主体性的基础之上。因此,全面、准确地分析和理解黑格尔的相关理论,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当下有关现代性的讨论。黑格尔现代性理论是对启蒙精神和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同样也是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反思。在黑格尔那里,启蒙以来的近代哲学所确立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观是有局限性的,在这种哲学观中,实体性的、具体的自由并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同样,康德哲学也未能从真正意义上把握时代的本质,未能意识到现代性存在的危机,更不可能解决现代性问题。黑格尔对于现代世界的思考突出地表现为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和伦理国家观提出。黑格尔把市民社会描述为“私利的战场”,并强调市民社会具有两个基本原则,即特殊性原则和相互依赖原则。市民社会包含有三个环节:“需要的体系”、“司法”以及“警察和同业公会”。黑格尔一方面肯定了市民社会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在市民社会中,个体的自由发展到了极端;另一方面,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仍然存在着诸多缺陷,如奢侈、财富不平等、形式的自由等。市民社会自身蕴含着自我超越的趋势,这种趋势使得市民社会必然步入国家领域。黑格尔把国家作为实体性自由实现的处境。首先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相统一。作为特殊性的个人只有与作为普遍性的国家统一起来,才是自由的实现。在黑格尔看来,国家之所以是自由实现的处境,主要是有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