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天灾人祸交织纷呈。选择民国这一政局纷乱、战争连绵、经济动荡的历史时期来研究灾害救治问题，不免给人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然从救灾史的角度言之，民国史恰恰是中国荒政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也是救灾社会化最生动、最关键的历史时期，具有研究的典型意义。　　本文以1931年大水灾为重点，从社会化的视角，考察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救治情形。1931年大水灾是民国灾荒史上规模空前、也堪称绝后的一次重大自然灾害，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创伤和全方位的社会震颤。此次灾害，无论从自然与人为的致因，还是直接的危害与深远的影响，都极具典型性，在民国历次自然灾害中最为显凸。并且此次灾害正值世界性经济危机之中期、裹夹于日本两次侵华战争其间、纠缠于国共武斗和国民党内部裂晋纷争的困局。在灾害救治中，因其“百年不遇”而备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因此有着“解剖麻雀”的标本意义。　　第一章，在民国自然灾害的时空中:1931年水灾的典型性分析　　集中笔墨分析选择1931年水灾作为个案研究的典型性之所在，从该次水灾的危害、影响，水灾发生的自然与社会原因，逐一细致分析、论证，使该个案的代表性得以确立，达到“见木知林”的效果。　　从水灾的致因与影响来说，其典型性也极为显凸。以自然原因言之，1931年入夏以后，淫雨连绵，经月不止。1931年7月，长江流域的长沙、汉口、九江等8个城市的均雨量比同期标准雨量高出274.3毫米，是同期均雨量的2.8倍。至于淮河流域，7月份平均雨量也高达353毫米，呈集束强势之势。从社会背景来看，1931年正值洪水猛兽般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日中，其凶波恶浪无挡拦地卷入中国。在其当口，1931年水灾发生了，危机自然无形削减政府与民众预防和抗击灾害的经济力，加重灾害的深度。该年，此种“屋漏偏遭连阴雨”的现象，在民国灾荒史上分外显凸。正值灾荒方亟之时，日军悍然侵占“富源甲于全国”的辽、吉、黑、热4省，东北事变使各业停顿，人民流离迁徙，各省输入东北的货物，因以裹足不前，东北商号所欠内地各埠账款也不能如期偿还，这对津、沪两地金融，损害尤大。身居中国经济、金融中心地位的上海，受日军炮火的毁击，对正在热力进行救灾资源动员，无疑是一个沉重的顿挫。　　就水灾的影响言，灾民的流离、病疫与死亡率、农家的损失度、进出口贸易的变化等，都十分巨大、居高不下。　　第二章，灾害救治社会化的动因与条件　　民国时期，市民社会作为相对于政府的自为存在，其整体实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等产生空前的影响，尽管其所触及面的广狭、度的深浅因时因运而有不同。从自然灾害救治的角度说，社会化的色彩也颇为彰显醒目，其动因与条件已基本具备。　　自近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呈现出一种增长的趋向，特别是在清末民初的世纪之交和民国建立后的10年间，展露出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重要的是民间资本力量的长势甚至超过了国家资本，初步夯实了市民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铺砌了民间社会与国家或政府有效对话的坚实平台，也为其积极有力地介入甚至主导社会生活、分享或掌握社会话语权鼓足强力的后劲。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初期，国家资本虽短时内迅猛膨胀，同时民间资本的空间并未骤然收缩，绝对量仍呈增幅态势，而且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国家的给让。表明，到20世纪30年代初，其资源动员社会化的经济基础已经初步具备了。　　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为民众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它与市民社会的形成与自觉互为声气。虽国家主义更多有压抑人格自由、不利民间社会发展之弊，但能通过国家名义对社会资源进行强行汲纳和整合;在国家多难之秋，这种整合也不完全是被动的。民国政府尽管治理时间不长，但无时无刻不在内外交困中度日磨月，其间政治、经济、财政、外交、文化等内外问题交织盘结，令两届政府焦头烂额，力不从心，对社会问题无暇多予顾及。政府的“让渡”，与民间社会的成长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诉求不无关系。具有得天独厚优势的工商社团表现了较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接承起政府“让度”的社会责任。　　第三章，灾害救治的社会化设置与路径取向　　社会化的生成、运行、持续和有效地实现设定或预测的目标，不仅需要有相应经济基础作支撑的“硬”条件，还需要一系列的“软”条件与之配套。这些“软”条件，笔者认为就是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设置。本章将论述社会化的救灾理念、灾害救治社会化的理念和社会设置，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关于救灾的互动倾向，即社会化的路径取向。　　社会化的救灾理念在救灾组织设置中得到鲜明的体现，从振务委员会的组织资源来看，不仅有政府各部官员，还吸纳社会相关人士进入其中，参与筹计谋划，积极为政府的赈务设计建言献策。省振务会则由省政府聘任省政府委员、省党部委员和民众团体组成，被聘的民众团体成员与政府委员人数基本相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以政府法规的形式，确立了责任共分、权利共享的权责关系，也是对民国时期业已崛起的民间社会力量的一种事实体认和其积极干预社会事务能力的一种法律承认。国府救灾会下属的各级各类救灾机构，也同样体现出社会化的组织整合特征。这些组织设置，增加了主管人员人事任用的自主性和责任连带性，也扩大了对社会精英资源的吸纳。　　在救灾法律设置中也体现了社会化的救治理念，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在稍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西方各层面各领域的法律系统进行大规模的整体移植，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国民政府对救灾事业的大规模“立法”，涉及灾害救治的方方面面，既针对政府自身，更面向社会全体，对捐纳者、勤勉者奖励有加，以期充分抽取集束救灾资物。通过财政经济的法律保障、查勘放赈的法律约束、赈灾奖惩的法律激励，救灾法规的制定颁行，也有利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普及与强化，是民族国家意识在救灾动员上的一种表现。　　第四章，救灾社会化的资源动员与信息交流　　灾害救治社会化的资源动员与信息交流是本文的主体内容。社会各界通过各种媒介对灾情与灾因给予极大的关注与思考，并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各式各样的方案和办法，如施赈论、植树造林论、卫生防疫论、标本兼治论、合力救灾论，尤其是关于美麦借贷的争论成了政社两界在救灾资源筹措上相持不下的论争焦点。虽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影响，政府的主张占据了上风口，但民间社会勇于进言的精神得到彰显。　　1931年救灾的物力财力动员，表现为政社各界、各级运用多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的全方位、多元、立体式的资财集束。政府赈款赈物筹集的渠道是多方面的，而叠量的乞赈启事使救灾呼吁更有力量。在筹募宣传中，社会各界更是创立了各式各样的宣传动员方法。报纸的促言至关重要，关注灾情，解因释由，分析利害，鼓动社会各界迅速救灾。其次，举行救灾日活动，开辟“读者论坛”专栏。宣传方法也多样，上海筹募会宣传组提出的“救灾宣传周大纲”，将募捐宣传详定为4类:演说类，如无线电播音、戏院、游艺场、公共会场:文字类，如报纸、刊物（评论、文艺、插画、标语、照片、新闻）、传单、戏单标语、马路白布标语;广告类，如报纸广告、户外广告、灯片广告;游艺类，如举行游艺、编排戏剧、穿插。各界发明创制的募捐方法千奇百样，颇显社会的热心与智慧。这些筹募宣传与筹募的方式方法，在实际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1931年水灾救治中，捐助主体名目繁多，如百花纷呈，数不胜数，有同乡会组织、实业界、同业公会、政界、宗教界、新闻出版界、教育界、军界、个人、国外及其他部分等。救灾中，社会各阶层创造了多样的捐助方式，种类样式之多，令人目不交睫，眼花缭乱，有捐薪助赈、营业助赈、娱乐助赈、礼仪助赈、书画助赈、房捐助赈、倾家助赈、慈善大香槟助赈、节约助赈、体育比赛助赈、广告捐助及其他助赈方式等。　　救灾社会化，既体现为广泛深入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动员，即社会化的主体内容，也表现为救灾信息资源的广泛发布与流动，以及赈灾过程中的社会监督机制的建构。卫生防疫信息传布、救灾导引信息和农业救助信息布告、救灾教育等，使救灾信息基本实现社会化的流传。在救灾过程中，监督机制的视角覆盖其所有的领域与环节，如查放、收容、募款、钱物开支、赈灾工程的验收等，都进行监督，并以书面报告形式或相关文字数据公诸社会。　　第五章，灾害救治社会化的绩效与困境　　运用具体数据对救灾社会化的绩效（成绩与不足）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社会化中的困境与异常问题:表现为政府财力汲纳的乏力与结构畸偏、外患不断的侵扰、内乱频仍的蹂躏耗损、奢靡的社风等所造成的动力不足和代食品现象、米禁与禁止移境就食、政府权力的扩张与社会空间挤压的冲突等异常问题。　　结语部分，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隧道，进行比较对照，总结历史，观照现实，指出两个时期在社会化救灾方面各自的成功之处和缺陷所在，认为解决现今救灾主体的稀缺、救灾物质资源来源的单一化、人力与智力支持网络不够宽阔、监督机制不健全、救灾立法滞后等问题，才是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得出的最好的结论。并且指出，社会化灾害救治是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机内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