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构建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重心是优化职权运行,而规范运行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无疑是题中之义。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进一步为检察环境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运行提供了法律支撑,且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次将检察环境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运行的正当性基础提升至法律的位阶,为设计和规范检察环境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运行制度奠定了客观基础;另一方面,检察环境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运行过程受阻的现状,使得设计和规范检察环境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运行制度具备了现实需要。本文以广州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适用数据作为检察环境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运行现状的样本,从适用数量、启动方式、具体措施、证据类型、适用效果五方面着手分析得出以下问题:检察机关行使调查取证权的程序具有任意性、检察机关行使调查取证权与其他相关权力(利)存在冲突、检察机关行使调查取证权的尺度把握标准不统一、检察机关行使调查取证权囿于业务能力不足与调查对象不配合。究其问题的根源在于检察环境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运行程序规范空白、运行基本原则模糊、运行范围与边界内容抽象、运行保障与监督机制缺位。在反思问题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下列完善建议:补强检察环境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运行程序的法律基础,修订《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国家监察法》、出台《公益诉讼法》、发布检察环境公益诉讼指导性案例;确立检察环境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运行的基本原则,一般原则有合法性、合理性、谦抑性,特别原则有公益目的、客观全面;厘清检察环境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运行的范围与边界,细化调查取证的对象和适用情形;完善检察环境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运行的保障机制,既强化主体力量,又保障权力运行;健全检察环境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运行的监督机制,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