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往往以一种“知识型”论述框架和意识形态话语进路来理解毛泽东时期中国的文学和历史文本,相当程度上导致这些文本没有被仔细阅读而轻易打发。人们对于“潘晓讨论”的研究就是一例：由于未能将五、六十年代的几次类似讨论纳入考察范围,“潘晓”被寄以希望的八十年代“社会主义新人”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有效性一直悬而未决。本文试图以我称之为“寓言化叙事”的考察方式,围绕《中国青年》上发生的四次关于青年人幸福观和人生观问题的讨论,重新探讨“社会主义新人”在不同时期的可能性条件以及它们的稳定性、内在的紧张甚至自我消解倾向。区别于对经典文学作品中“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本身的考察,我的研究关注的是被历史地提出的“新人”的规定性及其证成方式,最终对于“社会主义新人”建构的失败给出一个相对复杂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