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王尔德童话和《哈利·波特》系列不同中译本为例，探讨作为翻译主体的儿童文学翻译者的时代适应性。 本文从语言层面上首先讨论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和时代需求之间的关系。以王尔德童话为例，五四前夕，周作人首次用文言翻译了王尔德童话中的《安乐王子》。事实上，文言是书面语，并不同于人们的日常语言。以五四时期提出的儿童文学翻译的最高准则“儿童本位论”来看，文言显然不适合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创作。故此，在五四以后，王尔德童话陆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译本，在语言上采用的都是接近口语的白话文，因此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选择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整体上看，当时的翻译以异化为主要策略，目的在于引进西方更为灵活的语言表达形式，完善白话文，比如译者所采用的一系列欧化的手段，包括引进西文的标点符号等。受王尔德童话翻译的影响，作家叶圣陶首用白话文创作了童话《稻草人》，而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中所使用的语言异化形式也不同程度地在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儿童文学翻译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虽然至今人们对于异化翻译策略还有着这样那样的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在文学翻译(包括儿童文学翻译)中使用过的某些异化的语言表达和结构早已融入到祖国的语言之中，成为当今人们所乐意使用的归化语言的一部分。 为了有效比较儿童文学译者对于时代的适应性，也即为了辨明译者主体性与时代选择之间的关系，本文另以目前极为畅销的儿童文学作品《哈利·波特》系列的中文译本为例，在字、词、旬等不同层面进行仔细的分析。结果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本有成人文学的倾向，比如复杂的句式并没有像传统上为了方便我国儿童阅读而进行简化，人名的翻译也没有刻意用儿童化的语言去表达，似乎有违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本位的常规做法。儿童文学翻译出现成人化的倾向，是因为今天的儿童拥有了成人的一些审美视角，而实际上译者坚持的仍然是儿童本位，只是在新的时代做出的符合实际的选择罢了，它既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也是译者适应时代的表现，当然也是译者受制于时代大环境的具体体现，更是译者心中儿童本位的表现。 即使在同一个时代，因地域不同、传统不同，不同译者有效地发挥各自的主体性去迎合当时、当地儿童读者的需要，仍然是译者主体性的积极体现，也仍然是译者为适应时代而做出的积极选择。本文以《哈利·波特》台湾译本为例，指出不管是大陆人文版译本的成人化翻译模式，还是台湾版的处处要译出童趣，译法不同，但殊途同归，都赢得了读者的一致好评，因此，儿童翻译文学上的儿童本位实际是译者主体性和译者社会适应性的再现。传统上，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重点偏重于文本中心，对于作为翻译中心的译者研究还嫌不够。由于儿童读者群的特殊性，儿童文学翻译译者的主体性更为凸显，比如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文学名著出现了很多简写本，如《汤姆索亚历险记》、《金银岛》和《一千零一夜》等等。但我们不禁要问，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他的翻译自由度和选择度到底该有多大?与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策略有多大的不同?这些必将成为今后文学翻译研究，也包括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新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