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缺书、缺知识,让青年对“知识”怀有朝圣心理。可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青年对“知识”的看法从“知识崇拜”走向了“知识拜物”。借助高考,“知识”更多地停留在“器”的层面,成了达成各种目的的工具。当然,依旧有人追随知识的脚步以追求真理之光,但这种“拜物”情结愈演愈烈。可以说,80年代中期以后的“高考叙事”都可以溯源于此。本文也基于此来探讨新时期文学“高考叙事”(1977—1985)中的“知识拜物”现象,即权力崇拜、英雄情结和女性特有的罗曼蒂克。第一章讲述农村男青年高考背后的权力崇拜:通过高考解决“吃”的问题,暗含乡村饥饿叙事背后的经济政治话语;完成“泥腿子”与“公家人”的身份转换,揭露城乡二元制度和“城”与“乡”的对立;承担家族的延续和复兴,彰显乡土社会的家族权利。第二章讲述城市男青年高考背后的英雄情结:通过高考返城,昭示劳动崇拜和政治乌托邦的幻灭;打破“成分论”,实现“二等公民”的翻身,伴随着对身份确认和自我认同的焦虑;开启第二人生,续写青春之歌,充满英雄色彩。第三章讲述除上述之外,女性独有的罗曼蒂克:文学作品的影响下,通过高考“出走”,逃离闭塞的生存空间,被遮蔽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寻求“门当户对”的婚姻,上演丫鬟被少爷相中或小姐倾心落难书生的戏码;追求“知识+美女”式的情爱,效法“才子+佳人”“革命+恋爱”的恋爱模式。与西方“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知识崇拜”(不排除也存有“知识拜物”)相较,我国高考中的“知识拜物”使人深思。通过“高考叙事”来关照当下的“高考”“知识”与“知识界”,也是本文的立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