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盈余管理已经成为会计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它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信心,同时还干扰了资本市场的正常运作。然而,我国当前的股权制度不完善和会计制度的改革使得盈余管理的情况更加复杂。大量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结构是影响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盈余管理是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而公司治理是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有效机制,那么,公司治理结果的有效性必然会对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产生影响。在当前的资本市场发展阶段和法律法规背景下,公司的治理结构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主要约束机制。中小上市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展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由于其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使得盈余管理行为在我国中小上市公司也频繁发生。基于此,本文从中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出发,研究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影响中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治理结构变量,为完善中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供相关建议。同时还可以为监管部门提供理论依据,制定相对应的监管政策和法律法规,从而更加合理有效的规范上市公司的会计行为,抑制盈余管理的发生,以确保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更加高效和健康。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本文研究的背景,表明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思,阐述本文研究的必要性。同时提出本文研究的基本框架以及研究的方法。最后说明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主要阐述相关的理论基础。首先,从盈余管理的基本理论入手,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回归,阐述盈余管理的定义,并总结本文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发现盈余管理的特征,结合我国的中小上市公司的特征分析盈余管理的动机及其采用的常见手段。其次,对中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理论的阐述,包括中小上市公司相关概念的界定、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我国中小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特点。最后,对国内外研究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发现国内外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国外的研究多针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某一方面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并且多采用时间序列的方法研究。而国内现有对盈余管理问题的研究,主要研究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同时,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比较晚,实证研究方面仅仅采用截面的数据对盈余管理进行研究,不能从较长的时间去考察盈余管理深层次的问题。从研究的对象来看,国内研究的对象多为一些特殊公司,往往会出现一些片面的结论,无法提出针对所有上市的普遍性的研究结论,提出的建议能否有效实施有待进一步考证。从变量的选取来看,国内现有的研究,对公司治理结构指标选择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等,而忽略了一些重要指标,例如总经理是否来自股东单位。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研究设计部分。在此部分,首先本文选取了深圳中小板266家上市公司的2009年数据作为实证研究样本。其次,对盈余管理的测度模型进行回顾,其中主要包括应计利润分离法、具体项目法、分布检验法,这些方法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盈余管理进行测度。并根据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和实际的可操作性,选择截面的Jones模型作为本文盈余管理的测度模型。最后,也是研究设计的重点部分,结合中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从管理层特征、股权特征、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四个方面提出本文的相关假设。第四部分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首先,运用截面的Jones模型对中小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进行测度,发现我国中小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盈余管理的现象。其次,通过样本公司的四年数据对各解释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以找到其内在的特点。最后通过建立的回归模型对中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变量与盈余管理变量之间进行回归分析,从得到的数据发现：第一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高管报酬、独立董事比例、持股监事比例、股权制衡度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股权激励、高管控制权、终极控制权、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不相关。第五部分是本文提出的相关建议,通过实证结果和中小上市公司自身的特点,从公司治理结构的各个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同时建议完善证券市场监管制度,通过内外部结合的方法改善中小上司公司的治理结构水平,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从而有效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本文研究有以下创新点：1、本文从中小上市公司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把研究的角度从主板上市企业转向近年来我国快速发展的中小板上市企业。为完善中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缓和各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等方面问题提供了实证证据。2、本文在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管理层特征、股权结构特征、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四个方面的变量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特征变量。同时,为了研究的合理有效,结合中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引入了高管控制权、终极控制权与盈余管理关系进行研究,此前关于它们的规范研究已经存在,本文在此基础上通过回归模型对其进行实证研究,更加全面的分析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3、本文样本数据的选取是最新的,所有的指标数据都更新到了2009年12月31日。从而使得最后得到的实证分析结果更具有实效性,为有关监管部门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规提供了最新的实证方面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