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左派思想传统中,民主理论是核心问题。当今时代是以苏联的解体与新自由主义兴起为标志的。苏联的集权社会主义解体,人们越来越来意识到民主的重要性,与此同时,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出现,左派越来越面临着重建反抗和斗争方案的任务。如何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恢复左派传统的批判和反抗力量,与此同时又避免传统左派易于陷入的非民主的困境,是左派必须解决的问题。早在20世纪初,卡尔·施密特在《议会制民主的危机》一书中指出了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和同一性”两种逻辑的矛盾,这就是造成现代民主危机的原因。这种批判被墨菲称为“施密特的挑战”。之后,西方政治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主理论进行重新建构。罗尔斯提出正义理论,试图用公共理性来解决多元主义时代如何建构合理的社会政治秩序的问题；社群主义者试图用共同体对善的理解和追求来克服政治自由主义对民主的程序主义理解的局限性。在当今政治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条道路通过回到共同体的实质主义立场来恢复政治哲学的伦理向度,另一条是沿着规范主义的方向重建民主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原则。前者以桑德尔、麦金太尔和查尔斯·泰勒等人为代表,后者以哈贝马斯、罗尔斯为代表。这两种理论取向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对立,但它们又都分享着共同的立场,这就是把政治理解为以共识来消除对抗的活动。然而他们并没有抓住自由民主制中政治的对抗性本质,也没能把握自由主义和民主之间的悖论,因而无法解决“施密特的挑战”。墨菲认为应该回到施密特那儿寻找启发：一方面,应该重新挖掘政治的本质——对抗关系。将“敌人”置换成“对手”：在民主政治的语境下,反对者不再被视为有待消灭的敌人而是作为竞争性的对手存在。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多元主义的价值。重视多元主义和民主之间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张力,用解构主义的方法解构民主的外围构造(同一性和排他性),从而认识到任何主体的建构都是差异的、多元的和开放的,因而是偶然的、暂时的。由此,墨菲对施密特的“政治”和“民主”概念进行置换,实现了政治、民主和多元主义的连接,建构了她的激进多元民主理论,为当代人们对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思考提供了特殊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