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益,从语意上看,即通过法律能获得的利益好处。客观主义的目的解释立场要求以“法益”作为刑法规范,特别是构成要件解释的概念指标。而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污染环境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影响环境的行为。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过程中,通过相继出台相应司法解释,《刑法》第338条有力地促进了环保执法从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向生态整体主义法益观的过渡转型。但从2017年典型案例的办理过程看,现行立法尚不能完全解决污染环境罪对所保护法益定位较为笼统的问题:一方面出台的司法解释,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于2013年和2016年两次出台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均未能把握住立法修正的核心变化,本质上依旧混淆了环境法益和其他法益之间的关系,其立足点仍为保护个人法益和社会管理秩序,难以有效应对环境法益复杂性特点,造成相关司法解释在目的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上存在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影响到司法机关对具体犯罪行为的认定;长期看更是降低了法律对环境法益的保护力度,迟滞环保工作法治化进程。因此,如何通过立法修正等手段,真正树立《刑法》对生态法益的独立诉求,理顺环境管理秩序法益、传统人身、财产、生活安宁等法益与生态法益的位阶关系,值得我们深思。本文试图通过课题研究,指出《刑法》立法修正应明确的保护生态法益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刑法》保护生态法益的限度,探讨清疏当前司法实践困惑的路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