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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作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具有增加职工收入、提高居民养老保障水平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优点，但是我国的企业年金发展却十分缓慢，其区域发展不平衡，参与水平和保障水平都很低，发展速度和总量也远远低于预期。2014年，我国企业年金税收政策从TEE模式转变为国际通行的EET模式，以契合国家鼓励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政策导向和成为推动企业年金制度发展的新动力。为了评估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效果和帮助我国政府建立长期稳定的企业年金改革政策，本文从微观的职工保障水平和宏观的国家财政负担两个角度进行研究。
论文的逻辑思路如下:理论分析、模型推导、模拟测算、参数敏感性分析、政策建议，并按照这一逻辑思路层层递进展开研究。
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对企业年金的概念、特征、运行机制、基金平衡模型和养老保障水平内涵等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详细阐述了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演进史，由此导入本文研究的核心，即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其次，本文对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的税收递延原理、与非个税递延纳税政策的优惠比较和政策实施的必要性进行阐述，进而从微观职工保障水平视角和宏观国家财政负担视角对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影响传导机制进行分析，以便为后续研究的基本假设的作出、相关参数的设定、职工保障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精算模型的构建奠定基础。
职工保障水平的模型推导、模拟测算和参数敏感性分析部分。通过构建总替代率、净替代率、总相对水平和净相对水平指标精算模型和运用MATLAB软件模拟测算，本文对我国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实施前后的职工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进行了比较。模拟测算结果显示，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实施后的职工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在较大程度上低于政策实施前的职工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但不同性别、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缴费比例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障水平降低的程度有所差异。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越大、收入水平越高的男性职工的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下降幅度越大。通过参数敏感性分析考察企业年金基金加权投资收益率、职工工资增长率、职工退休年龄、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和个税免征额等因素对优惠政策实施前后职工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否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加权投资收益率越高、职工工资增长率越低、退休年龄越大、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越高，职工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越高;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设定的越高，职工的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越高，与个税递延纳税政策实施前的结果相反。
国家财政负担的模型推导、模拟测算和参数敏感性分析部分。通过构建国家财政负担(NFB，National Financial Burden)指标精算模型和运用MATLAB软件模拟测算，本文对我国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后所引起的政府财政税收净减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进行了分析。模拟测算结果显示，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确实会减少国家财政税收收入和引起国家财政负担，但不同年份、不同参与率、不同经济发展速度和不同生育率水平背景下的国家财政负担存在较大的差异。预测年份越久、参与水平越高、经济发展速度越慢、生育水平越高，政府的国家财政负担越高。通过参数敏感性分析考察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国家经济增长率、企业年金参与率、生育率、企业年金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企业年金基金加权投资收益率和个人所得税政策等宏观因素对优惠政策实施后国家财政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平均工资增长越快、国家经济增长越慢、企业年金参与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高、企业年金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越大、企业年金基金加权投资收益率越低、个人所得税政策越优惠，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后所引起的国家财政负担越大。
政策建议部分。为完善我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本文以政策实施后的职工保障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模拟测算结果为依托，以国内外企业年金发展状况为凭据，建议以激励企业年金发展、适时调整、简便易行、效率与公平兼顾、政府、市场与社会相结合为原则，通过完善待遇增长机制、延迟职工退休年龄、提高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水平、提高企业年金参与水平、提高企业年金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可持续的生育率水平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手段，来提高由于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而降低的职工保障水平和降低由于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而带来的国家财政负担，
同以往研究比较，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受限于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于2014年开始实施，所以国内学者对政策实施前后的普通职工保障水平变化和政府的国家财政负担变动研究较少，特别是从宏观、微观角度相结合的模拟测算研究更少，丰富了我国养老保障的相关文献资料。(2)为了深入和客观的分析、比较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对职工保障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的影响，论文采用了相对指标法，这样不仅可以模拟测算出企业年金领取额和政府税收净减少额等总量指标值，而且还可以得出替代率、相对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等相对指标值，有助于剖析政策变动中的相互关系及其后果。(3)职工保障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的参数敏感性分析结果为我国完善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的建议提供了有据可循的依据。
论文的逻辑思路如下:理论分析、模型推导、模拟测算、参数敏感性分析、政策建议，并按照这一逻辑思路层层递进展开研究。
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对企业年金的概念、特征、运行机制、基金平衡模型和养老保障水平内涵等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详细阐述了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演进史，由此导入本文研究的核心，即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其次，本文对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的税收递延原理、与非个税递延纳税政策的优惠比较和政策实施的必要性进行阐述，进而从微观职工保障水平视角和宏观国家财政负担视角对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的影响传导机制进行分析，以便为后续研究的基本假设的作出、相关参数的设定、职工保障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精算模型的构建奠定基础。
职工保障水平的模型推导、模拟测算和参数敏感性分析部分。通过构建总替代率、净替代率、总相对水平和净相对水平指标精算模型和运用MATLAB软件模拟测算，本文对我国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实施前后的职工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进行了比较。模拟测算结果显示，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实施后的职工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在较大程度上低于政策实施前的职工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但不同性别、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缴费比例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障水平降低的程度有所差异。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越大、收入水平越高的男性职工的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下降幅度越大。通过参数敏感性分析考察企业年金基金加权投资收益率、职工工资增长率、职工退休年龄、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和个税免征额等因素对优惠政策实施前后职工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否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加权投资收益率越高、职工工资增长率越低、退休年龄越大、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越高，职工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越高;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设定的越高，职工的企业年金养老保障水平越高，与个税递延纳税政策实施前的结果相反。
国家财政负担的模型推导、模拟测算和参数敏感性分析部分。通过构建国家财政负担(NFB，National Financial Burden)指标精算模型和运用MATLAB软件模拟测算，本文对我国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后所引起的政府财政税收净减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进行了分析。模拟测算结果显示，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确实会减少国家财政税收收入和引起国家财政负担，但不同年份、不同参与率、不同经济发展速度和不同生育率水平背景下的国家财政负担存在较大的差异。预测年份越久、参与水平越高、经济发展速度越慢、生育水平越高，政府的国家财政负担越高。通过参数敏感性分析考察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国家经济增长率、企业年金参与率、生育率、企业年金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企业年金基金加权投资收益率和个人所得税政策等宏观因素对优惠政策实施后国家财政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平均工资增长越快、国家经济增长越慢、企业年金参与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高、企业年金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越大、企业年金基金加权投资收益率越低、个人所得税政策越优惠，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后所引起的国家财政负担越大。
政策建议部分。为完善我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本文以政策实施后的职工保障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模拟测算结果为依托，以国内外企业年金发展状况为凭据，建议以激励企业年金发展、适时调整、简便易行、效率与公平兼顾、政府、市场与社会相结合为原则，通过完善待遇增长机制、延迟职工退休年龄、提高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水平、提高企业年金参与水平、提高企业年金个人与企业缴费比例、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可持续的生育率水平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手段，来提高由于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而降低的职工保障水平和降低由于实施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而带来的国家财政负担，
同以往研究比较，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受限于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于2014年开始实施，所以国内学者对政策实施前后的普通职工保障水平变化和政府的国家财政负担变动研究较少，特别是从宏观、微观角度相结合的模拟测算研究更少，丰富了我国养老保障的相关文献资料。(2)为了深入和客观的分析、比较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对职工保障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的影响，论文采用了相对指标法，这样不仅可以模拟测算出企业年金领取额和政府税收净减少额等总量指标值，而且还可以得出替代率、相对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等相对指标值，有助于剖析政策变动中的相互关系及其后果。(3)职工保障水平和国家财政负担的参数敏感性分析结果为我国完善企业年金个税递延纳税政策的建议提供了有据可循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