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转变为民主宪政制度下的普通政党，参与议会竞选，谋求获取最高行政权力。宋教仁被刺案引发了国民党的觉醒，孙中山等人以“二次革命”兴兵讨伐袁世凯。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丧失不少地盘，许多革命骨干被屠杀，政党组织也趋于涣散。为打倒共和国家的敌人——袁世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重整力量，恢复了辛亥之前的革命精神，建立中华革命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将革命程序调整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原来以普通政党形式出现的国民党一律改为中华革命党，成为秘密组织。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旧国会恢复，旧国民党员及中华革命党员，重新组合成许多政团，在国会内外活动，直到1919年10月，国会再次停闭，部分议员在广州所组织的护法国会也受西南军人的操纵，孙中山认为用和平的方法取得政权已经不可能，于是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结合新旧党员，重新组织革命政党，再举革命大旗。　　中国国民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政党发展的重大突破，这种新型的革命政党延续了自兴中会以来革命党的思想资源与人员构成，又经历了议会政党的政治实践，并一度成为共和政体内的武装反抗者。他们有着深厚的理论积累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认定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一块空招牌后，开始了再造民国的努力。作为国民党的导师和引领者，孙中山颇具政治谋略，他将民国初年的三大主义演绎为三民主义，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建立三民主义国家也成为党的历史任务。于是，国民党再次以革命的方法寻求统一全国，取得政权，实行政见。不过，由于国民党对于国家的理解已经不同于以前，他们把政党作为建立国家和建设国家的主导，先革命建国而后以党治国，即用三民主义作为治国的准则和方法。孙中山的这一设想在训政实施后遭遇诸多未曾预料到的困难，非议众多。改组派作为党内较有影响力的派别，以政治斗争的需要抨击南京政府的党治政策，要求恢复孙中山的党治思想。不少民主人士也以党治践踏法治、压制民权，批评国民党是一党独裁。面对这些指责，国民党展开还击，他们从主义优越、革命人权、国家利益、现实国情等多个角度对一党专政的合理性进行辩解，把党治视为解救民众苦难、实现民主宪政的必要手段。为强化党的统治，国民党一方面进行理论辩护，加强舆论控制，另一方面以国家机器确保一党执政地位。这种靠强权来行党治的做法，既背离了孙中山的初衷，也为其统治留下了隐患。　　回顾国民党夺取政权的过程，最重要的就在于他们对主义的坚守、对组织的强化，尤其是对军队的掌握。中国国民党初成立时，并没有马上提出鲜明的纲领，当孙中山意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后，确立了民族独立、民主富强的斗争目标。他将之概括为三民主义，并赋予这一主义极为崇高的地位，喻之为救国的唯一途径。孙中山要求党员充当宣讲者，在民众之中播撒革命的种子，以争取更多的支持。随着党内对主义的尊崇，孙中山的思想权威逐步确立，三民主义直至总理遗嘱成为党内最高思想准则，革命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更加明显。在革命战争时期，这种极具概括性而又通俗的政治口号的确易于使民众接受，也凝聚了党员的意志，对于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斗争，统一全党行动起到重要作用，为国民党夺取政权提供了强劲动力。当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后，他们仍就坚持这种主义的优越性，向国民灌输自己一党之见，三民主义如同亘古不变的真理统治着全国民众的思想，不自觉地禁锢了民众独立判断的自由。这种思想上的大一统在训政实施前后即招来诸多人不满，他们以党化教育为靶子，揭露国民党在思想领域的专制。　　三民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国民党行动的先导，当孙中山向党内外人士努力解释并宣传这一主义时，也把组织建设提到议事日程。国民党模仿苏俄的组织设置方式，并借鉴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建立自下而上且覆盖面广的组织结构。这样的组织在集中革命力量方面发挥出明显作用，但是组织的扩大也使得维护中央权威成为必然，于是集中统一成为国民党的刚性要求。为了兼顾组织活力，把党员积极性与党的最高领导结合起来，国民党还不断探索民主集权制发挥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对此作了大量的理论阐释。当然，这种制度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反倒是中央集权被提到更高位置。为实现对组织的有效掌控，国民党还从组织本位的角度对党员进行革命精神训导，要求党员为主义而牺牲，绝对服从集体利益，这种对组织的绝对忠诚为个人独裁创造了条件。　　当然，作为革命政党，斗争的手段离不开军事。在很长一段时期，国民党都只是军事运动的发动者而不是指挥者，这种角色使他们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薄弱，依靠少数军人的策略终难保证党的斗争成功。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在苏俄的帮助下，建立党军，国民党开始掌握了一支有主义信仰，完全接受党指挥的军队。他们通过完善党领导军队的制度尤其是政治工作制度，加强军人的主义教育，确保军队牢固地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这样的军队为国民党完成北伐并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不过，自孙中山到蒋介石都特别强调军人的政治品格和对党忠诚，这在一方面确实保证了军队的政党属性和战斗力的发挥，但在另一个方面则使得军人效忠于军事首领，以至于演变成军为将有，自然使得党权低落，军权至上。为了克服这种弊病，国民党试图在体制上确保党能绝对领导军队，在思想层面加强军人教育，使军队党化更具效果。这些举措虽然起到一定作用，但军人干涉党务乃至军权高于党权的现实证明了以党领军的失败。　　从中国国民党的成立、发展经过看，他们有较久的历史和一定的政治遗产，在与其他政党的竞争中也一直占据优势。当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作为革命政党的鲜明旗帜，把实现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奋斗的目标时，这种优势就与革命主义的优越性结合起来。以至于孙中山认定只有三民主义才是唯一能救中国的纲领，其它任何主义或纲领都无法具备三民主义这样的完整革命性。因而以此主义为指导的国民党才是唯一革命的政党，其他所有的爱国力量或者说革命分子都应当聚集在三民主义之下，为实现这一主义而奋斗。这样，国民党以革命的三民主义整合其他党派的纲领或组织，国民党自然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唯一力量。这在国共合作直至分裂的过程中有明显表现，国民党以“容共”的态度来吸纳共产党参加国民革命，试图化共产党人为国民党员，当这一目的不能达到时，革命政党的排斥性使得国民党进行清党分共。可以说，正是国民党对于三民主义的过度自信，以至产生“一党独革”的思想，逐渐把国民党置于其他政党之上，别的党派都被当作国民党领导下的力量，被剥夺了领导权乃至生存权，这就是国民党“一党独大”思想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