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Нaбоков,1899-1977)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双语作家”,他不仅是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的新秀”,而且是一位“在争议中创作的英语文学大师”。他的“跨文化写作的独特身份”决定了其文学作品中的跨文化特征。早在西欧流亡期间,由于他的作品风格独特,俄侨评论界就对他作品中的“俄罗斯性”大加质疑。1940年,当他移居美国并改用英语创作后,那种认为他是一个“非俄化”作家的观点更成为评论界的主流。纳博科夫在世时,欣然承认自己是一个“美国作家”,断然拒绝承认其他作家,包括俄罗斯作家对他的影响,并一再强调他和其他民族文化传统的作家没有丝毫关系。1989年,在俄罗斯文学“回归”和“解禁”大潮的影响下,纳博科夫被苏联官方文学界欣然接纳为俄罗斯作家。但是,俄罗斯文学评论界仍有人把纳博科夫排除在“俄罗斯文学的经典大树”之外,一场“纳博科夫究竟是美国作家还是俄罗斯作家”的争论随之而起。这场争论实际上是20世纪20-30年代俄侨评论界关于纳博科夫作品“俄罗斯性”与“非俄罗斯性”之争的延续。作为一个出生在俄国、并在俄国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双语作家,纳博科夫的作品是否真的像某些俄侨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完全背叛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他的文学创作是否真的没有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美国和俄罗斯学术界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他们普遍认为,纳博科夫是一个跨文化的双语作家,他的英语作品中融进了俄罗斯文化成分,“他成功地将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因此也饮誉在两种文化之中”。而中国学术界似乎更愿意把纳博科夫作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作家来看待,对他的研究也大都集中在他英语作品的后现代性方面。特别是20世纪末开始的“《洛丽塔》飓风”使评论界还无暇顾及他的俄语作品,而对于他和俄罗斯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则更是鲜有人问津,所以,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任何一个作家,都视独创为其神圣使命,追求“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境界,他们对于前辈创造的文学传统,爱恨交加。正是这种既爱又恨的情感,使他们产生了种种焦虑,总害怕一直处在被传统影响的阴影之下。布鲁姆的“诗学误读”理论揭示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传统影响的焦虑情绪和他们为创新而对前辈传统进行的创造性误读。因此,本论文以纳博科夫前期的俄语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考察他后期的三部英语作品《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以哈罗德·布鲁姆的“诗学误读”和“影响的焦虑”理论为指导,采用渊源学研究手段,试图对上述问题做深入系统的研究,认为：尽管他从20岁起就流亡国外,至死没再回到俄国,但是,他是普希金文化精神的忠实守望者,他创造性地继承了果戈理的艺术手法,并且建立了一种新的、原创性的叙事模式——“神秘叙事模式”。他的“现实观”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别雷等人对文学上的“现实”概念的看法一脉相承。他独特的美学观,如追求文学的虚构性和“审美狂喜”等,既是以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别雷等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影响的结果,又是对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精神的传承。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纳博科夫作品中的跨文化色彩,又不能忽视他作品中的“俄罗斯性”。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双语作家”,纳博科夫的“俄语写作和英语写作是并重互动的”。本论文主要内容共分六章。第一章从分析俄侨评论界对纳博科夫毁誉参半的评论入手,揭示纳博科夫作品被贴上“非俄罗斯性”标签的原因,同时分析布鲁姆的“诗学误读”理论,指出强劲作家对前辈的误读是“影响的焦虑”的结果,是“俄狄浦斯情结”影响的结果。第二章主要研究纳博科夫在1926-1928年间创作的长篇处女小说《玛申卡》和短篇小说集《乔尔巴归来》。《玛申卡》是纳博科夫根据自己的流亡经历写成的“一部真实反映侨民生活的佳作”,小说中闪耀着普希金的影子。《乔尔巴归来》这部由15篇小说构成的作品集涉及到三类主题：“回归”主题、“小人物”主题和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主题。这个时期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继承了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特别是普希金传统；他对艺术问题的思考和阐释反映了他早期的文学观：生活高于艺术,生活中发生的奇迹是艺术远远不能预料到的。第三章通过分析纳博科夫在1928-1932年间的两部小说《王、后、杰克》和《暗箱》的内容及其创作的时代背景,探讨纳博科夫对生活电影化问题的关注和揭露,并通过研究他在《尼古拉·果戈理》和《俄罗斯文学讲稿》中对果戈理的“误读”,从而得出结论：这两部作品的“非俄罗斯性”,实际上是对果戈理作品“误读”的结果,也是对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的修正。纳博科夫认为,果戈理在《死魂灵》中对乞乞科夫和一系列地主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是他对人性中“庸俗”的批判,而不是对俄国农奴制度的揭露。因此,纳博科夫在《王、后、杰克》和《暗箱》这两部看似是通俗小说的作品中,继承了果戈理的传统,批判了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庸俗”。在《卢仁的防守》中,纳博科夫探讨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的现实世界之间发生的冲突,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不和谐问题成为纳博科夫关注的焦点。在《斩首之邀》和《眼睛》中,纳博科夫与果戈理进行了“对话”,他不仅继承并发展了果戈理的“神秘叙事模式”,他还通过误读并重新定位果戈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使后者的作品更加经典,达到了真正的不朽。第四章以纳博科夫在1932-1940年间创作的《绝望》和英语作品《洛丽塔》为研究对象,分析纳博科夫在影响焦虑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误读。纳博科夫在《绝望》和《洛丽塔》中采用所谓的“引人联想”手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题、情节和人物形象加以创造性的利用,使俄罗斯文学中“双面人”主题和替身写作模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天资》是纳博科夫俄语时期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在这部自传性极强的小说中,他不仅捍卫了普希金传统,对现实主义文学进行了辛辣的批判,还对侨民文学的未来和发展方向表达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是一部“文学宣言”。第五章主要从“彼岸世界”、“永恒女性”和“宇宙同步”三个概念入手,分析纳博科夫和象征主义的关系。象征主义对纳博科夫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纳博科夫的“彼岸世界”理念总是与他“失去的天堂”主题相关。“彼岸世界”中的女性继承了象征主义“永恒女性”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以柔情温暖着小说中男性主人公受伤飘泊的心灵,区别在于她们只有在主人公“超验的现实”中才能复活,并且不再有象征主义“永恒女性”的神性,而是完全世俗化了。纳博科夫的“宇宙同步”和别雷的“象征化”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指主人公隐秘的内心世界里“超验的现实”或“超验的感觉",纳博科夫在作品中通过“宇宙同步”使他笔下的主人公暂时忘却文化流亡的苦痛,回归“失去的天堂”。第六章分析纳博科夫在自我身份认同方面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他的“逆向的思乡”情结、他在认同“美国作家”身份的同时又不否认自己的俄罗斯文化身份的姿态、他对苏维埃俄罗斯爱恨交加的情感。这种矛盾心理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在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爱的焦虑”。通过以上各章的论述,本文试图得出如下结论：纳博科夫的一生浸透了俄罗斯文化的血液。在民族文化影响的焦虑下,他对俄罗斯文学进行了“误读”和修正,这种误读和修正实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继承。他在自我身份认同方面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和焦虑感,更进一步说明了俄罗斯文化和文学对他的深刻影响。他的英语作品和俄语作品主题的一致性,说明他的整个创作是连续的、互动的,他的英语作品是俄罗斯文学的“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