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的加快，整体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待遇标准逐年加大。然而，现行社会保障待遇标准是缺乏科学有效的测算方法，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待遇梯度不协调，不仅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收入分配本身，更重要是对社会经济乃至人们的行为方式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内外理论与实践证明，社会保障待遇标准不合理，尤其是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之间差距异常，不仅对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正常运行产生影响，而且对社会经济尤其是人们的劳动就业行为和社会保障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这个问题如果不急早的加以重视和解决，则很有可能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功能愈加扭曲和日益异化，甚至会影响多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本文选择研究我国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及待遇梯度作的目的，在于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规律出发，结合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待遇的功能和政策目标，总结社会保障待遇测算的基本方法，分析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及梯度对相关收入分配和就业的影响，以期为政府在调整社会保障待遇时找到相应的依据。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　　1.现状研究。剖析了国内外三大社会保障制度的简要发展历史，重点关注了我国WUL三条保障线的待遇标准和它们之间的梯度差距。分析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WUL三条保障线待遇梯度关系近年来保持在1∶2.2∶3.1，失业保险金对最低工资的替代率水平长期保持在70％-75％之间，且呈现出微微下降的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各项待遇依据自身的调整机制调整待遇，各自的待遇增长率存在较大差异，而其中较高的待遇增长率，意味着可以分享更多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在以上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研究的问题及假设，主要包括:三大社会保障功能设定不合理;城市低保标准增长与贫困发生率下降的悖论，是否需要由绝对标准转向相对标准;失业保险标准的派生性以维持家庭基本需求为目的，名为失业保险金实为失业救助金;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及待遇梯度对收入分配（贫困）的影响;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的影响。　　2.理论研究。基于以上问题及假设，本文首先在传统的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的基础上引入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方法和马丁法。前者可以区分某一类商品的基本需求和超额需求，后者可以测算非食物基本需求，均可以更加精确的确认贫困线。其次，提出了社会保障标准的横向调整模型和纵向动态调整方法。第三，通过简要功能分析得知WUL三条保障线应该呈现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最低，其次是失业保险金标准，最高的是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律。第四，笔者提出了分析低保对收入分配、待遇梯度对贫困、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买方垄断模型）等理论分析框架。　　3.我国各省市WUL三条保障线及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低保线对可支配收入的替代率和贫困发生率总体上看是下降的，说明我国低保线的确定原则更倾向于绝对贫困，而不是相对贫困;最低工资对社平工资替代率水平同样存在下降的趋势，且远低于国际上40％-60％标准;低保户基本生活费用和财政负担能力是影响低保线的核心因素，前者的估计量为0.24;最低工资的影响因素中，三个基本要素即家庭人均食品消费支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估计值为0.87）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都显著为正，正如所预料一样，随着家庭规模的下降，最低工资标准会越高。综合各种测算方法的实证分析结果得出2011年WUL三条保障线待遇梯度为1∶2.2∶3.0。　　4.待遇梯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简单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且我国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上升区间，在此范围内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实证分析表明，城市低保财政支出显著扩大了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发挥预期的缩小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功能。虽然我国城镇低保线标准一直在逐年提高，然而其与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替代率却是一直下降的，因为尽管低保可以提高部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但是其他相对高收入群体的增长率更快。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低保制度本身最被诟病的收入审核问题，获取政府低保转移支付资源的人群也许不是最需要被救助的人员。　　5.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分析表明，最低工资对就业产生两大效应，一是提高低收入就业者收入水平，进而降低贫困发生率;二是可能会对部分人员就业产生影响，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学认为是负的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提高失业率水平。对于第一种效应，实证分析表明，最低工资和低保线梯度对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负效应，最低工资标准越高，梯度值越高，则在职人员占贫困人员中的比重越低。以买方垄断模型为框架分析，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具有显著正效应。分地区回归发现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依旧显著为正，特别是中部地区的拟合效果最佳，分行业回归最低工资标准对制造业和建筑业均具有显著负影响。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对农民工净流入省份而言是一种竞争优势，最低标准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6.失业保险金与低保待遇差距对失业人员数量的影响。失业保险标准的提高反而会增加领取低保的登记失业人员数量，这与上文的理论分析不符。究其原因可能是我国失业保险需要以登记失业作为前提，结合我国最低工资制度采用差额给付的办法，领取失业保险金对低收入家庭的人员只有额外的支出，因而不愿意去领取失业保险。领取低保人员中相当部分的为登记失业人员，非登记失业人员数量近年来反超登记失业人员数量的趋势可以说明结论。对比国际经验得知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在缴费上保持保险的特征，企业和个人共同缴费;然而在待遇水平上，与最低工资相挂钩的制度导致失业保险金水平过低，名为保险实为失业救助金。它试图通过社会保险的方法来来对应本属社会救助的陷入贫困的风险，而不是保险原则本身的应对收入下降的风险。这种畸形制度再加上我国失业采用登记失业办法，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我国失业保险基金结余高居不下，失业救助金的发放占当期收入比例大幅下降。虽然除失业保险金之外的其他促进就业支出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差距，但是这种政府主导的促进就业的理论上是应该由财政负担。　　7.国际经验。我国重点分析了5个国家的三项社会保障制度待遇梯度，结果发现和我国不同之处在于:国外待遇梯度基本上呈现出失业保险金＞最低工资＞低保线的趋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较高，基本和最低工资水平差不多。究其原因主要和失业保险制度功能定位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发放是否考虑家庭结构有关。国际上，失业保障制度（注:不是失业保险制度）基本上有三种类型:其一是缴费型的失业保险制度，应对收入下降的失业风险，失业保险金待遇标准一般与个人收入或者缴费相挂钩;其二是非缴费型的失业救助制度，应对陷入贫困的失业风险，是社会救助制度的一个方面，其救助标准和其他社会救助制度一样需要资格审查的维持基本生活需求，待遇标准远远低于前者。另外还存在一种将两者从领取时间上结合的混合型制度。国外在低保金发放时考虑家庭情况的不同，针对不同家庭规模和抚养情况发放相应的最低生活津贴。其次，笔者比较了国外最低工资制度和最低工资标准，数据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人均GDP替代率平均水平为54％，计量经济学回归系数0.4表明，其替代率约为40％水平。按照这两个经验标准，我国是远远低于全世界水平。　　8.上海案例研究。上文分析了城市的三大社会保障制度，为了进一步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待遇梯度的城乡差异和制度性差异，本文以上海为案例进行扩展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1年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待遇梯度关系为1∶1.18∶2.53∶4.04，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待遇标准城乡梯度差距的确是存在的，且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另外，笔者认为合理的基础养老金平衡比值应该处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平衡比值和单位缴费水平平衡比值之间。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给出了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及其梯度关系的若干建议:第一，重新定位WUL三条保障线功能，以此为依据，低保线应该采用相对贫困线标准，发挥其改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失业保险金应该与本人工资水平相挂钩（实际上，我国江苏省政策便是如此，可行性无需讨论），应对失业风险是收入下降而不是陷入贫困;最低工资制度标准应该适量提升，因为它的标准提高在有效降低贫困发生率的同时也没有对就业产生副作用。第二，在不改变现有制度基本功能的情况下，应该注意提高待遇梯度差距。具体的政策是低保应该考虑救助家庭的规模与构成，从各个家庭实际需求入手，而不是给出统一的生存标准线。第三，建立待遇水平随物价自动上涨制度，以应对短期内物价水平变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的不利影响，年度期限则需要通过科学的待遇测算模型确立，一年一调是基本要求，应该公平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