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成为国际经济运行的典型特征,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出现持续性经常账户盈余,并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巨额赤字形成强烈对比,全球失衡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2018年来,中美贸易摩擦逐渐激化,使得对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研究越来越具有必要性。此外,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宣称从固定汇率制度走向灵活性更高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事实上采用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仍然占多数,全球汇率制度的灵活性仍然偏低（Ilzetzki等,2019）。汇率制度是一国宏观经济的重要变量,而对于汇率制度与经常账户的关系,有研究认为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会加快经常账户的调整,这一假说被称为“弗里德曼假说”,许多经验证据也支持该假说。“弗里德曼假说”是从短期和动态的角度阐释了汇率制度对经常账户调整的影响。然而,汇率制度是不是影响经常账户的一个中长期结构性因素这一问题仍然值得探索。那么汇率制度是否会影响经常账户?如果会,其影响机制是什么?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作者发现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储蓄—投资”框架来展开。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CA=S-I,在开放经济下,经常账户余额（CA）等于一国储蓄（S）与投资（I）的缺口。本文据此提出理论假说,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增加,会增加汇率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并通过储蓄和投资渠道传导至经常账户。具体而言,从储蓄渠道看,汇率波动和不确定性将对居民储蓄产生两个方向的影响,一是抑制出口和贸易,降低企业的生产和投资,使居民就业率降低、当期收入减少,储蓄减少,经常账户恶化;二是使得通货膨胀率和物价水平不稳定,居民预期到未来收入的降低,出于预防性动机而增加储蓄,经常账户改善;从投资渠道看,汇率波动和不确定性通过增加企业未来现金流入的不确定性和投资项目折现率的不确定性推迟或抑制企业的投资决策、提高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等途径降低了一国的整体投资比重,进一步改善经常账户。为了验证该假说,本文在全球筛选出182个国家和地区1990—2016年的跨国数据,通过固定效应向量分解（FEVD）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为了避免汇率制度变量和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相关导致无效估计的问题,本文还在FEVD模型中引入了殖民历史作为汇率制度的工具变量。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汇率制度灵活性增加正向影响经常账户,即选择灵活性高的汇率制度会改善经常账户余额。该结论在替换汇率制度指标、添加控制变量、剔除有争议样本、使用三年和五年算术平均数据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还对汇率制度和经常账户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汇率制度灵活性增加将显著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但是由于储蓄渠道的两种相反的效应相互抵消,因而汇率制度对储蓄的影响远小于对投资的影响,最终的总效应表现为汇率制度对经常账户的正向改善。根据本文的理论假说和实证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各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逐步实现向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以推进全球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改善。其次,在中国层面,第一,人民币汇率制度转向自由浮动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不能过快追求市场化过程;第二,为应对浮动汇率的不确定冲击,政府应推进供给侧改革,提高国内的投资效率和投资规模;第三,加快金融市场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投资提供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