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整合中医的体质学说与西医对卵巢癌发病的微观因子研究,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构建针对“中医体质”、“微观因子”和“卵巢癌发病”三者关系的解释理论,深化对卵巢癌发病机理的认识,进而为“体质可调论”应用于卵巢癌发病的防治提出可能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方法：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法奠定理论依据,然后使用中介作用研究法,构建中医体质与卵巢癌发病的微观因子中介作用概念模型。其次,利用中医体质分类和判定表,于2015年3月-2015年9月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妇科病房,通过对卵巢癌患者进行结构性访谈,收集到34位卵巢癌患者的体质类型数据和糖类抗原CA199与CA125的检测值,以中医体质分类和判定表的问题作为自变量,构建了以CA199、CA125分别作为因变量的测量模型1和测量模型2,利用统计软件SP SS 19.0对变量进行了描述统计与回归分析。结果：1.体质类型分析表明：阳虚质分数小于30的患者有8人次,而其余26人次的阳虚质分数均在50以上；阴虚质分数小于30的患者有24人次,而30分以上的患者有10人次；气虚质分数小于30的患者有15人次,而30分以上的患者有19人次；痰湿质分数小于30的患者有25人次,而30分以上的患者有9人次；湿热质分数小于30的患者有28人次,而30分以上的患者有6人次；血瘀质分数小于30的患者有22人次,而30分以上的患者有12人次；特察质分数小于30的患者有33人次,而40分以上的患者只有1人次；气郁质分数小于30的患者有15人次,而30分以上的患者有19人次；平和质分数全部未达到判定标准。2.从两个测量模型的回归分析来看：对于以CA 199为因变量的测量模型1,一方面,其调整后的R方为0.999,方差分析的F统计量值为879.420,显著性数值水平为0.025,小于0.05,表明回归方程的整体拟合程度较好；另一方面,容差分析表明测量模型1存在多重共线性,导致其自变量有一部分的相关系数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部分的相关系数不显著(P>0.05),还有一部分被剔除出模型。对于以CA125为因变量的测量模型2,一方面,调整R方为0.682,然而,其方差分析的F统计量仅为3.216,且显著性水平Sig.为0.419,大于0.05,表明回归方程的整体拟合度非常不足。另一方面,测量模型2中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全部不显著,且容差分析表明其同样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有变量被剔除出模型。3.对于测量模型1,通过剔除导致多重共线性和相关系数不显著的变量后,形成了修正后的测量模型1,并再次进行了回归分析。修正后的测量模型1,其调整后的R方为0.819,方差分析的F统计量为10.327,显著性水平为0.000,小于0.05,模型的整体拟合度非常高,并且各个变量在回归分析后的相关系数均十分显著(P<0.05)。结论：1.34位卵巢癌患者的中医体质类型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虽然这些患者在阳虚质获得较高判定分数,但其他偏颇体质的判定分数同样显著,这印证了兼夹体质广泛存在的观点。2.通过可收集到的体质分类数据和卵巢癌的临床检测指标数据,比较测量模型1和测量模型2的回归分析结果,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了微观因子可能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指出特定的中医体质类型虽然与卵巢癌发病有相关关系,但后者的复杂性难以通过前者而获得全部解释。3.修正后的测量模型1中的体质变量与微观因子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数值与正负方向的意义,在于为中医体质可调论的实际应用、可操作性以及体质调整效果评估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