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理论一直是国内外会计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盈余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盈余管理研究可以为投资者决策、公司治理、契约设计、监管部门制定政策以及制定会计准则提供理论指导。股权分置改革以及其后的大小非解禁和减持是中国证券市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本文欲将两者结合起来，寻找股改后上市公司为了迎合控股股东减持解禁股而从事盈余管理活动的证据，并以此为基础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出建议。　　 文章系统的回顾了国内外盈余管理相关文献。国外盈余管理研究的成果包括盈余管理检测方法、盈余管理动机以及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等等。国外的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基本的实证分析工具。在分析国内文献时，文章指出，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具有自己的特征。国外的盈余管理理论主要关注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如契约动机、内部交易动机等。但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源于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中国上市公司大多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其股权安排具有高度集中的特点，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一般也直接来自控股股东。上市公司的这种特点使其沦为为控股股东谋利益的工具。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控股股东的限售股按照预定的日期上市流通，如果控股股东有减持其解禁股票的意图，其很有可能会利用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地位，影响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从而推高股票价格，为自己创造最佳减持时机。这是本文的基本假设。　　 股权分置改革起始于2005年，2006年第一批完成股改的公司股票开始解禁流通，2007年、2008年股票解禁形成高潮。文章因此选择81家在2006年、2007年股票第一次解禁，并在2007年遭到控股股东减持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同时选择未遭遇控股股东减持的769家公司作为对比分析。　　 对81家遭遇减持的样本公司，文章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其进行研究，将总应计利润作为应计盈余的测度指标，将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的测度指标。在研究时将2001至2005年作为估计模型参数的估值期，将2006年作为事件期。研究发现，81家公司的平均总应计利润、平均总应计利润的变化、平均操控性应计利润在2006年均显著的大于零。这与文章的假设是一致的。　　 为了加强对假设的论证，文章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包括遭遇减持的81家公司和未遭遇减持的769家公司的整体进行考察。多元回归模型以操控性应计利润为因变量，以是否遭遇减持作为自变量。描述性统计显示，未遭遇减持的769家公司的平均总应计利润和平均操控性应计利润要显著的小于遭遇减持的81家公司。这说明，相对于未遭遇减持的769家公司而言，遭遇减持的81家公司进行了较多的盈余管理活动。多元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是否遭遇减持与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正相关。　　 通过修正的Jones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本文证明了提出的假设，即控股股东如果计划在股票解禁后减持其股票，其会为这种行动做准备，对减持上期的报表进行盈余管理活动，增加操控性应计利润，然后利用市场对应计利润的错误定价进行减持，以获取超额收益。本文的结论也证明了先前学者对中国证券市场盈余管理特征的判断，即中国证券市场的盈余管理主要是和大股东控制相关，而不是与管理层相关。　　 控股股东的这种行为无疑是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一种侵害。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状况，从短期来看，监管部门应加强交易监管和信息披露监管。如应使交易信息的披露更及时；公司股东预期在下一会计期间有减持安排的，公司当期财务报告实行强制性审计等等。从长期来看，本文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降低股权集中度，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从而改变控股股东与管理者的合谋基础，从根本上杜绝中国式盈余管理的制度漏洞。　　 盈余管理在会计研究中已具有很长历史，本文将经典的理论用于中国特殊的证券市场改革事件的研究，并尝试提出一些有利于改革顺利进行的建议，这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尽管盈余管理理论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与之相关的各种实证方法也种类繁多，但各种方法都存在运行效果和估计误差上的不足。本文所主要依赖的修正的时间序列Jones模型亦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这是本文的不足。未来对股权分置改革中盈余管理的研究，可尝试采用其他的盈余管理测度方法和操控性应计测度方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