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依法治国和加快推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时代背景下,行政约谈在行政领域的兴起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现实要求。相比较于其他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行政约谈改变了以往传统的“命令与执行”行政管理模式,极大地增强了行政双方的合意性。更为重要的是,行政约谈所构建的平等、协商对话机制,将约谈对象提升至与行政约谈机关对等的地位,有效地推动了民主行政的发展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在实践中,行政约谈能够有效地兼顾“效率与公平”,这不仅极大地缓和了官民之间的社会矛盾,同时也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司法资源压力,对于转变行政管理方式、创新行政管理理念、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当前约谈在各行政领域应用的如火如荼,但是在现实情况中仍存在系列弊端。如行政约谈存在立法层级过低且不统一,部分规定违背上位法,立法内容过于抽象等问题。并且在没有统一独立的行政约谈立法的前提下,行政约谈在实践执行领域“交易化”、“强制化”、“形式化”等异象频发。相比较与其他成熟的行政行为而言,行政约谈在程序规划、监督与救济机制保障方面明显不足。这种现实需求的增加与内在层面的欠缺,不仅制约行政约谈作为执法手段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严重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长此以往将严重阻碍行政约谈在行为功能层面的突破。针对行政约谈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本文主张可从立法、程序、监督、救济四个方面,探究完善行政约谈制度的对策。首先,完善行政约谈法律规范体系,提高行政约谈立法层级,并健全行政约谈的主要内容;其次,规范行政约谈流程安排,将重视约谈前准备,保障约谈实施过程,注重约谈后续反馈各阶段进行科学合理规划,切实保障程序的公平正义;再者,加强对行政约谈的监督,通过内外部监督方式,形成严密的监督体系,有效规范行政约谈机关的行为。最后,健全行政约谈救济途径,形成一套完整的多元化公民利益诉求的渠道和方式,将约谈相对人投诉机制、诉讼救济模式与赔偿和补偿有机结合,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