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士升(1574—1652),明嘉善魏塘镇人。明末浙东学术的代表人物,著作颇丰,在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皇明表忠纪》10卷,收编《逊国逸书》四种7卷,删编《南宋书》68卷。钱士升生活在明朝末年,其时阉党窃国,至天启年间更加猖獗。天启初年,钱士升以养母乞归,杜门十载。崇祯六年,钱士升召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九年(1637),因《四箴》疏被皇帝疏远而致仕顺治九年(1653),钱士升死后,其门人许重熙编撰其文集《赐余堂集》。其传记见附于《明史·钱龙锡》后。本文通过对钱士升生活的时代背景、生平事迹、治学经历、思想传承以及史学著作的考察,着重去分析其史学著作的特点和挖掘其史学思想。钱士升的史学著作中其中一个特色是人物列传打破了传统以爵而列的次序,代之以类而次,这种史学体例的创新主要反映在《皇明表忠纪》中。钱士升因《宋史》记录南渡后部分内容繁冗,而删编《南宋书》,其书在史料考订、增补等方面有很大的价值。综合考察和解读钱士升的史学作品,总结出他的三大史学思想：经世思想,直笔思想以及变通思想,这些史学思想或隐或现的反映在其史学作品中,其思想的形成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又有着密切的联系。钱士升无论是在其从仕生涯还是史学著作中,始终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着他的学术探究和社会实践,其思想上承顾宪成等东林学派,下传明末清初的浙东学派,是学术传承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本文借以对钱士升的个案研究,除了发掘其史学思想外,还从侧面进一步展现了社会背景对于史学思想的影响,从而对史学和社会的纵向关系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