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某冶金建材公司诉某某市环境保护局行政补偿一案,是在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不健全到相对健全的阶段所发生的环境类行政诉讼。本文围绕案件的争议焦点:一是某公司的诉讼是否已过起诉期限。二是被告的行政行为与某公司的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是被告如何承担造成某公司损失的责任。深入分析焦点背后的法理:一是某公司的诉讼已过起诉期限。本案时隔十四年提起的行政诉讼,早已超过一般诉讼时效,却因基于后来提起的是行政补偿之诉,根据行政机关的回复开始起算,而顺利进入了审判程序。这显然与我国行政诉讼法设立时效制度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二是被告的行政行为与某公司的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某公司在存续期间不仅未执行《停建通知》,反而寻求政策规避,报经政府部门同意扩大了产能,并通过市政府会议协调确定其可以继续生产。后与周边群众产生矛盾冲突于2005年5月彻底关停。即某公司的一系列损失并非由市环保局下达的《停建通知》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所导致的,因此两者不存在因果关系。三是假设前提下某公司损失相关行政机关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责任。假设本案符合未超过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由市环保局对停建通知下达时前部分损失承担行政补偿责任，后阶段至2005年间,除私自扩大产能的损失外,分别应由市经信委、市政府分别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在我国法制化进程中,行政机关需主动扮演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角色,通过普法宣传行政相对人的救济途径、事前预防性补救、事后积主动补偿、赔偿等方式来实现信赖利益的保护。